此行终生无怨悔

——山东阳信籍南下入浙老干部马玉庆追忆片段
文/马光增
     1948年底，为夺取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党中央决定从五大解放区的华北、华东、东北、西北、中原地区抽调各级各类干部53000人，预备接收南方即将解放的大中小城市的管理工作，并组建省委、地委、县委、区委等和大中城市的各级党政领导机构。根据中央的战略部署，华东中央局决定由山东地区全部负责抽调15000名干部，组成“华东南下干部纵队”，随解放军渡江南下，接管江浙沪等地新区政权。今天我们看到的档案材料显示，在当时接管后的浙江省以及下辖11个地区的第一任市、地、县、区（镇）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基本上由山东南下入浙干部担任。
     时值国庆71周年之际，看罢这些历史资料之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一种莫大的责任感、紧迫感涌上心头。于是，我决定要还原这段久远的历史，让家乡人了解亲人，让外地人崇敬英雄，让后来人追寻远方……
这些南下老干部中，目前我们所知道健在者已经为数不多、且分布在全国各地，都是9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能联系通话的也仅有三四人而已，所以采写只能以点带面。我要采写的这位耄耋老人，就是71年前随军渡江南下入浙中的一位，名叫马玉庆。通过多种途径，终于联系上了老人。说来也巧，马玉庆与我还是同村同宗同族本家，按辈分我还是他的爷爷辈。但辈分关系，丝毫没有影响我对这位老人深深的崇敬之情。
      2020年8月30日10时49分，我踏上南下的高铁。跨过黄河越过长江，疾驰8小时19分钟，终于到达地处浙南历史名城古处州——丽水市。瓯江之畔，华灯初上，这是一个喧嚣但不失文静的山水之城。

      现代广场大酒店一楼大堂里，马玉庆老人已静候多时。当两双家乡亲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的时候，老人激动万分：“终于把你盼来了”！话没说完，眼睛便湿润了。考虑到老人年事已高，当晚会面匆匆结束，便挥手道别。

本文作者与马玉庆老人一家（2020.9.1）（前排左起小儿媳、女儿马丽峰，后排左起女婿黄宁、小儿马丽彬、大儿马丽东）

      第二天一早，马玉庆老人就由大儿子马丽东、女儿马丽峰、小儿子马丽彬，搀扶陪护下来到宾馆。看起来老人身体非常硬朗，头脑特别清晰，而且也很健谈。几句寒暄，老人便滔滔不绝地打开了历史回忆的闸门，述说起自己的经历和七十年前的那段历史——
故土久远的忆念
      1930年11月6日（农历九月十六），我出生在山东省阳信县商店区马腾霄村。那个年代，尽管家里只有几亩盐碱薄地难以糊口，但开明的祖父马光照、父亲马长有却一直想供我上学，考个秀才，出人头地。8岁那年，我步入村塾，教书先生是本村大户人家的马宝兴先生。从《三字经》、《百家姓》开始，一直读到《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还读过一些唐诗、宋词。后来又赶上兴新学堂，从外村请来个赵姓的教书先生，读了一年的新学堂。就在我10岁那年冬天，父亲因病撒手人寰，我只得辍学回家，随祖父母、母亲艰难度日。
      上世纪30年代后期到40年代初期，位于冀鲁边区的阳信县是个军民抗日活跃的地区。特别是1944年1月后，位于鲁北地区的清河区与冀鲁边区合并，建立了中共渤海区委、八路军渤海军区。在渤海区委、渤海军区的领导下，抗日战争在艰难胶着的拉锯战中，由星星之火到如火如荼。14岁那年我参加了儿童团并任团长，在村头站岗放哨，村里村外来回巡逻，还多次为八路军送信送情报。
      1945年8月中旬，日本鬼子投降，阳信县全境解放。当时商店区在闫家集村召开全区各村村长联系会，住在马腾霄村的商店区农会会长张长庆见我头脑机灵，还有些组织能力，就邀请我以代理村长的名义参加了会议，果然不负重托，儿童团长领回了村长级别的任务：建立乡村联防队，负责组织周边多个村庄的治安保卫工作。因为我有一定的文化基础，1946年2月被组织任命为商店区委文书，不久调任水落坡区组织干事、青救会主任等职，并于1948年8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解放战争时期的阳信县，要比现在的名气大。1946年6、7月间，国民党军向山东解放区大举进犯，当时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大批军队和地方干部，从苏北和鲁中南地区接连转移到渤海辖区的阳信县境内。由于敌机时常轰炸，阳信县委机关不住县城，而住在程子坞村；渤海区第四地委住河流店的曹家塘坊村；渤海区委住何家坊的高池村；华东局也流动到商家店村临时办公。
      1946年6月开始的解放战争，持续到1947年7月，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济南战役胜利后，接着连续进行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基本上消灭了国民党军主力，尤其是长江以北，解放区已基本上连成了一片。解放战争进入到第三个年头，中央决定从五大老解放区抽调53000名各级干部，以战略区党委（或省委）为单位，配备整套班子，以便在解放军向前推进之时，这些干部能够随军南下，到达新解放的区域，建立党政军机构进行接管，能够有秩序地管理大约近亿人口的新解放区。
      根据中央的战略部署，结合当时干部数量匮乏的现状，华东局决定由山东省全部承担华东区抽调这批干部的任务，组成“华东南下干部纵队”。基本做法就是：按照原有的地方建制，把各级班子一分为二，一套留原地工作，一套准备南下。
      阳信县委于1949年1月召开了县、区、乡三级干部大会，会上号召优秀干部自愿报名南下。在水落坡区青救会主任的位置上，我当即带头报名。那时的青年干部报名都很踊跃，除我之外，报名南下的干部我们马腾霄村还有马希平（女）、马光瑞等。与马希平一同南下的，还有马希平的丈夫曾澄清，曾澄清后来还担任过温州地委副书记和浙江省农机局副局长。1949年2月15日，水落坡区用牛车把我们送往渤海区党委驻地何家坊附近的高池家村集中，同时进行组建编队，来自阳信县的126名干部被编入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第三支队第四大队第二中队。

      其实，我们这些20来岁即将南下的年轻人，当时都以为这就是一次随部队常规性转战，没有人考虑到此行有没有危险，会不会牺牲，更没有人想到这一去将是一辈子，就像李白《送友人》诗中所描述的那样——“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

马玉庆初到丽水留念

毅然决然的选择——戎装南下

      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下辖渤海区、鲁中南区、华东局直属机关、胶东区4个支队。第三支队（渤海区）第四大队的九个中队则是由山东原惠民地区（现分属滨州市、东营市）的惠民、阳信、无棣、沾化、滨县、蒲台、利津、垦利等八个县建制及地专机关的1200余名干部组建而成。1949年2月25日上午，我所在由阳信县组建的第二中队126人随第四大队人马，带着故乡人民的期望，离开了养育自己的故土和亲人，踏上南下的征程。队伍依次排列，人马浩浩荡荡。经惠民、商河、临邑，四天行军到达齐河县马家店驻扎。3月5日下午3时半在黄河洛口桥北一个叫鹊山的小站登上拉煤炭的火车，经济南、泰安一夜南行，于次日上午7时半抵达临城（今薛城）沙沟车站下车，向东步行六公里在龚庄驻扎。这天下午，上级为每人发来粗布淡黄色、细布草绿色军装各一套、军帽一顶、布鞋两双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胸章。全体南下干部作为华东局党校的学员，统一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装，集中进行整训学习。此间，为了保障先头部队过江后的后勤工作，渡江前线指挥部决定抽掉我们第三支队第四大队组成粮秣工作队，直接编入野战部队随军同时渡江，我所在的二中队编入第三野战军第八兵团25军73师218团。

渡江胜利纪念章（只有1949.4.21第一批随军渡江的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第三支队第四大队获此殊荣）

      我们第四大队奉命于3月25日中止学习，提前行军。3月28日晚6时许，大队步行过浮桥乘淮南线路的闷罐货运火车，迷迷糊糊地闭着眼过了一夜。拂晓时分抵达合肥，正在下车时，天上飞来四架敌机轰炸，幸好无人员伤亡，匆匆步行至合肥城西北附近一个叫陆家花园的村子住下。从合肥开始长途跋涉步行，经过肥东一带城乡，4月5日下午进入巢县境内。4月12日继续南行，于16日到达长江北岸的无为县。这里是渡江前行军的终点，大队人马驻扎在陈家湾附近隐蔽。
      目睹过国民党政府的专制和腐败，当地老百姓也都希望解放军早日解放江南。为了帮助大军渡江，当地男女老少齐上阵，自愿报名参加第一线渡江突击队，他们纷纷把沉在湖泊深处的大小船只打捞上来修补好。在这里的五天时间，部队领导主要是进一步进行思想教育，整顿组织纪律。反复动员轻装，把不必要的物品丢掉，规定每人米袋子必须备足13斤炒熟的大米，但行李包括米袋每人不得超过25斤。还规定每人必须带一捆旧被絮，以备渡江船只被打破时堵塞漏洞之用。
      1949年1月，毛主席发表了元旦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号召人民解放军“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
      1949年4月21日，这是一个注定要写进历史的日子，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4月21日傍晚，夕阳的余辉映照着江面，刹时间，信号弹飞向长空，解放军的强大炮火以雷霆万钧之力猛轰南岸敌军。在强大炮火的掩护下，解放军渡江部队向长江防线发起进攻。第二、第三野战军西起九江，东至江阴，在长达一千余里的战线上，分东、西、中三路，以排山倒海之势，强渡长江。晚上9时左右，在夜幕的掩护下，千百只木帆船从江北岸箭一般地飞去，千帆竞渡，百舸争游。对面国民党军队的炮火十分猛烈，无数发炮弹在我乘坐的木船边频频爆炸，不时激起冲天的水柱，几乎掀翻了木船。旁边有的船篷帆被打断，就摇橹划船；有的船被打漏了，就用棉絮堵塞，堵不住了，就脱下自己身上的衣服堵。轰炸、炮弹，弹如雨下，密集的子弹从头顶、耳边飞过，有些同志负伤了，有的同志牺牲了，甚至有的同志落入江中顺江东逝而去。我们船上的每个人都绷紧神经，解开衣扣，以防浪大翻船而落水。此时此刻大家已经完全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编入部队的我们第四大队干部紧跟二、三梯队各部队同时强渡长江，在硝烟弥漫中强行登陆，只用了30分钟就到达南岸跳船涉水，踏上江南大地，彻底摧毁了国民党苦心经营了三个半月、自以为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

队伍过江后我们就一直紧紧跟随着部队急行军，天亮时分到达芜湖县的湾沚镇，就在我们准备早饭时，突然有两架敌机飞来朝我们俯冲扫射，好在我们早有防范，无人员伤亡，然后进入繁昌境内。每到一地，我们的任务就是为部队筹借粮草并出具借条，借条上写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25军73师218团向某人借粮多少斤，待地方政权建立后抵交公粮”。当时还有个有惊无险的小插曲：小队长刘凯与我为一组执行筹粮任务，开始由于保甲长耍手段故意躲避筹粮，拖延了些时间。经宣讲政策，晓之以理，一再催促，总算筹到粮食。接着，刘队长派我把粮船押运到73师218团供给处。只身一人押解船只，在国民党散兵游勇中穿行，是十分危险的，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在随后的押运途中，好多次碰到溃退而逃的国民党零散逃兵，但慑于解放军的强大威力，他们还不敢轻举妄动，一路上虽有惊而无险。当把粮食押运到218团供给处后，我迅速乘原船只返回筹粮处，准备与各筹粮小组一起赶到指定点会合，哪知中队接到命令提前行军走了。我只好根据中队留下的行军线路字条，经过了一夜两个半天的不驻脚地追赶，过宣城后才赶上中队。4月23日，我们二中队在郎溪、广德一带的乡村筹借粮草，直到郎（溪）广（德）战役结束后，根据华东局指示，随军干部从部队分离出来，我们第四大队才恢复原来干部队伍建制。

马玉庆初到丽水留念

      老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我们大队过江后伴随着部队一路行军一路打仗、一路筹粮、一路支前，日夜兼程几乎不得休息，劳累得疲惫不堪。行军途中有时夜宿农田旁的灰铺，一觉醒来才发现旁边竟然还躺着溃逃的国民党军伤兵，这些伤兵有的用绷带包着头，有的裹着手脚，虽然没有战斗力，但危险也随时无处不在。4月的南方正值梅雨季节，春雨绵绵。在冒雨行军中，大家全身衣服、背包、干粮袋全部被雨水淋得湿透，冰冷冷的雨水顺着项颈流到背脊，湿漉漉的衣服紧紧地粘在身上。在雨水的冲击下，平坦的大道变成了一条条泥沟，有的地方滑得站不住脚。我浑身粘满泥污，爬起来继续前进。好多同志脚磨起了血泡，渗出血水，但没有一人叫苦，忍着疼痛，日夜兼程，追歼残敌。
      华东局原计划安排我们第四大队接管上海，但当我们进入江苏省境内时，又接到上级要我们全部去杭州集结待命分配的通知。没有抱怨，没有犹豫。5月11日起改变路线，向东南方向行军280里，13日下午3时30分许，我们二中队成为第四大队中第一个先期到达杭州城区的中队，按照省委决定，我们第四大队接管温州和丽水两个地区。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的其他支队及各大队也陆续渡江到达，至此，8585名山东南下干部全面接管浙江全境，从此拉开建设浙江的壮丽序幕。
扎根丽水
      我从1949年2月15日离开家乡山东阳信，到7月15日分配到丽水工作，算来整整5个月计150天，行程5000余里。
      初来乍到，困难重重。南北方生活习俗和社会文化有很大差异，语言不通，水土不服，饮食不习惯，气候也难以适应。但这些困难比起枪林弹雨中的九死一生，不足挂齿，都能一一克服。刚刚解放，新区工作也面临艰难复杂的形势，在一些山区匪患还比较严重，有的同志在剿匪斗争中英勇牺牲，所以那时县区干部大都配发枪支。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支持下，我们南下干部很快适应了当地的环境，融入了当地的生活，团结配合在此坚持游击战争的地方干部，放手发动群众，组建各级党组织和政权机构。同时开展剿匪反霸斗争和减租减息，实行土地改革，领导群众发展生产，建设家园，稳定社会秩序，巩固人民政权，开辟了新区新天地。
南下初期，我被组织上安排到丽水地委秘书处交通股任机要员。华东局、浙江省委等党政军机关发来的文件、电报等一般都是秘密的，甚至有些是绝密的，均经我亲手拆封和发送。在那个年代这些文件都是由武装押送，从杭州押送到金华，再由金华押送到丽水，而后由丽水押送到温州，为此我们交通股还专门配备一个武装班。1951年2月，地委从地专机关抽调了大批干部支援景宁、庆元两个县的土地改革，地委决定由我担任工作队队长赴景宁县参加当地的土地改革。在土改工作队即将结束时，地委通知凡是参加各县土改工作的下派干部一律就地重新分配工作，这样我就留在了景宁县，担任了沙溪区区委委员、组织科长。1952年，我去省委党校学习了两个月结业后，县委安排我担任沙溪区区长，后来又任命为英川区委书记。大抓经济建设，1954年8月调我任县委财贸部副部长、党组书记，主持全县的财政贸易工作。期间我牵头组织进行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粮食统购统销，亲自主持筹建了百货、食品、专卖贸易等国营商业公司。1958年，县委决定组建景宁县工业交通局，调我任局长。1959年下半年，县委决定恢复鹤溪镇为县直属镇，安排我担任了镇委书记。一直到丽水、云和、景宁三县合并为丽水县，我又调任为丽水县计委副主任分管工业。1961年后，我先后担任丽水县工业交通局局长、二轻工业局局长等职。1964年被抽调参加省委社教工作团担任工作组组长赴诸暨、缙云等地搞社教工作，直到1966年底才撤回丽水原单位参加“文革”运动。“文革期间”作为走资派受到冲击，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化工厂烧锅炉，直到1969年上半年才被“解放”。1970年10月起，我先后在丽水第二农机厂、丽水农药厂担任党支部书记、革委会主任。丽水农机厂是一家集体企业，经过近5年的努力，把一个只有几十个人，仅生产锄头、镰刀、菜刀、铁锅、犁头、铁钯等生产和生活资料及进行简单农具维修的小工厂，发展壮大为拥有230余名职工，拥有冷作、翻砂、金工、锻工、钢铁、修理等门类齐全的农用机械制造专业工种，且能生产232K摇臂钻床、供水压力罐、刹青机、烘干机、揉捻机等大型农用（茶叶）机械设备，形成初具规模的现代化机械工业企业。丽水农药厂多年一直是亏损企业，我利用多年工业管理的经验，加强企业管理、调动职工积极性、扩大生产、开源节流，进厂当年就扭亏，第二年就上交利润。直到1978年初，我调回丽水县担任县物资局局长，1981年我又调任丽水市计经委副主任、经委主任等职，离休前任市外资办主任，于1990年12月离休。
      离休后发挥余热，从事老年事业的联络服务工作。我担任市老年体协副主席，计经委系统老年体协主席、离退休老干部党支部书记，我牵头组建了老干部集邮协会并当选为会长，还担任浙江省老年集邮协会理事，现在仍然担任老干部集邮协会名誉会长及临时党支部书记。
      阔别家乡七十余载，扎根丽水，丽水成为我的第二故乡。从当年朝气蓬勃的青年小伙子到如今的垂暮之年，我与丽水结下了不解之缘，我的一生全都献给了丽水。从当年朝气蓬勃的青丝韶年到满头银发、年逾古稀的老人，我与丽水结下了不解之缘，我的一生全部贡献给了丽水。
      党和政府没有忘记我，给了我很多的荣誉。我先后荣获浙江省、丽水市离退休干部优秀党员、被丽水市政协聘为文史委特邀委员。现在政治上、生活上均享受正处级待遇，医疗保健享受副厅级待遇。
特别是我胸前的这枚“渡江胜利纪念章”，是在渡江胜利后，当时的华东军区特别制作,颁发给参加渡江战役的全体官兵的。因我们第三支队第四大队是整个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中唯一编入第三野战军部队并随军渡江的大队，所以只有我们第四大队的同志才获此殊荣。

      1999年4月21日，我佩戴这枚“渡江胜利纪念章”，与老战友们一同参加丽水市委市政府举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胜利50周年纪念大会。在国庆50周年、60周年之际，浙江省委、省人民政府还为每一位离休老干部颁发了一枚特质纪念章。国庆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又为我们离休老干部颁发了荣誉纪念章。所有这些，都是表彰广大离休干部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事业作出的不朽功勋，为新中国的建立及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建设作出的重大贡献。

马玉庆初到丽水留念

情系家乡
      自我离开家乡阳信后，家里的房舍等财产全部无偿献给了村里。由于工作繁忙等原因，不能常回老家去看看。但是，对家乡的思念之情难以割断。为此，我委托母亲先后于1961带我女儿马丽峰，1972年带次子马丽彬回老家，分别住过较长一段时间。不能忘啊，也算是代表我去看看家乡的亲人，感受家乡的亲情吧！可我自己回乡探望的机会和时间就少得可怜了。1970年9月，我与母亲和爱人陈如玉、长子马丽东、女儿马丽峰一行五人回老家住了十几天，受到大队干部及乡亲们的热情接待、周到安排。临走时乡亲们都依依不舍，把我们送到村口。儿时的同学好友马长贤等乡亲用6辆自行车把我们送到惠民汽车站才依依惜别。当我们要把在回村期间的生活费及粮票交给村里时候，可村干部无论如何都不肯收。无奈只好在回到丽水后，通过邮局如数寄给了村里。
      1999年6月份，我们老夫妻俩人第二次踏上家乡的土地，受到村支书马长祥及乡亲们的热情欢迎和款待。期间县委组织部获知我们回家探亲的消息，特别安排副部长菅光忠等领导同志接待我们，并邀请我的老同学老战友原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宝明、县教委主任马长歧等领导一同陪同，参观梨园枣乡，欣赏市容新貌。临别还赠送了我们一套《阳信县志》作为家乡留念。
      两次回乡探亲，感触很深。看到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和欣欣向荣的面貌，作为离别故土几十年的家乡人，感到由衷地高兴和喜悦。
      采访即将结束，问及马玉庆老人对撇家舍业，离别亲人，不畏艰辛，冒着战火硝烟，远赴江南新解放区，从此远离家乡故土而扎根他乡，是否有些后悔之意时，马玉庆老人轻轻地拉开了一道窗帘，深情地眺望着遥远的北方，缓缓地回答我说：“后悔谈不上，但是遗憾是有的，这些年来我没有照顾好老家的亲人，也没能为家乡作出点滴贡献，很内疚。我所做到的只能是我力所能及的践行孟子的大爱思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吧”。
      老人用他在上村塾时学过的《孟子·梁惠王上》中的一句话，为本次采访做了意味深长的总结。

马玉庆（左）与本文作者（右）
作者：马光增，山东滨州市阳信县人，山东教育学院（齐鲁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山东大学古典文学硕士研究生，先后供职于——新华社山东分社、经济日报农村版，现创办：北京今日采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在地方志等古籍史学方面有所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