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莫言：从红高粱地里走出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2012-10-22 08:44 郭宗忠 2012年10月22日今日文教A16版

文/郭宗忠

对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布一直期待，莫言始终是这个奖项最引人瞩目的作家。10月11日晚间的网络消息和新闻联播，终于使许多文学界人士的期盼成为了现实，莫言也让中国人圆了诺贝尔奖的心愿。

第一次见到师兄莫言，是我在1996年刚考入军艺文学系后。当年9月，正值军艺院庆35周年，从文学系第一届的李存葆到我们第六届新入学的学员，很多人参加了这次院庆，莫言也参加了这次活动，穿着花色衬衫，满脸堆着亲切的笑容，眼睛眯眯的。正如他的第一届同学，后来成为军艺文学系主任、现为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教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军事文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的黄献国第一次见到莫言时的样子是同样的感受：“1984年夏末，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招收第一届学员，记得那是8月28日，我提前一天来北京报到了，遇到的第一个同学，就是那个脑壳硕大、两眼眯缝的莫言。”在军艺文学系组织的座谈会上，莫言话语不多，但每句话都说得很有见地，而且非常谦和。这个朴实，憨厚的师兄莫言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走出座谈会会场，在军艺4号楼下的老枣树前，和师兄莫言留下了一张合影。师兄莫言依然笑眯眯的，随和，带着家乡高密东北乡的气息，也许是老乡的缘故，感受到的师兄莫言是亲切的、大气的。

记起了第一次读到莫言的作品是在1986年的《解放军文艺》上。我那时候也是怀揣着最初的文学梦想，1985年入伍到东北的老虎屯机场后，只要有机会就到图书馆借书看杂志。除了借阅《神曲》，最喜欢的就是《解放军文艺》。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读到了莫言的《红高粱家族》系列小说，那浓郁的地域特色和粗犷豪放的“土匪”英雄情怀让人眼睛一亮。正是这个高密东北乡，给莫言带来了起初文学成功的坐标。山东高密不仅仅是莫言地理意义上的家乡，更是他几十年来在文学创作道路上一直苦心构筑的文学故乡。正像作家福克纳一辈子都在写他家乡那块邮票般大小的地方一样，莫言的小说创作也从未离开过山东高密，那是独属于莫言自己的文学王国。

在我们军艺读书的时候，黄献国主任邀请了莫言来给我们谈写作，至今我的笔记本上还记着各路人马的讲课内容。军艺文学系从徐怀中主任开始就留下了一个很好的思想开放的教学传统。虽然作为一个军事院校的文学创作系，他们不但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院校研究所请来顶尖教授来授课，还随时邀请各地有名望的大学教授，以及路过北京的作家，或者某一领域的专家来课堂临时上课。让这些军队的文学爱好者们不但领略了大家的风采，而且感受到了各方面的最前沿的学术内容。至今北大教授钱理群讲授的火山淤积心中的压抑的鲁迅，以及北师大教授王富仁讲解的如火燃烧的恣意纵横的鲁迅各有千秋，让人对一个人和问题有了更加宽阔的思路和了解。

这也就是我们有幸听到师兄莫言给我们讲课的原因了。在这次一上午的课上，莫言主要讲了自己的人生道路，文学启迪，以及自己作品的来源，也正是在这次课上，真正认识了师兄莫言。

莫言讲到自己1955年，出生在高密大栏乡平安村一个农民家庭,原名管谟业。尽管家里穷，父母还是把莫言送到家乡的小学去读书。莫言小时候文学功底好，作文写得非常漂亮，经常被当作范文朗诵。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因他的家庭成分问题，他被列入“出身不好的一类人”等一些原因便失去了上中学的资格，十几岁就参加一些不应该是孩子参加的劳动，当了放牛娃。村里有一个被遣回原籍劳改的“右派”，是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的毕业生，和莫言是一个生产队。在一起劳动时，他经常帮助莫言编织作家梦。有一次，莫言问他：“叔，只要能写出一本书，是不是就不用放牛了？”“岂止是不用放牛！”然后他就给莫言讲了丁玲的一本书主义，讲了那些名作家一天三顿吃饺子的事。大概从那时起，莫言就梦想着当一名作家了。别的不说，那一天三顿吃饺子，对饿怕了的莫言来说，实在是太诱人了。写作能够吃饱，这也许是莫言立志写作的初衷了。

1976年，莫言离开家乡当了兵,后来被调到保定市满城县深山沟里。虽然莫言保持着挺拔笔直的身姿，但脑子里想的却全是写小说的事。作家梦在这个年轻人的内心再次熊熊燃起。当时，莫言写了很多稿件，向全国许多报纸投稿，他没有向大报大刊投。莫言说：“像保定市的《莲池》、保定地区的《花山》、沧州地区的《无名文学》等，这些地市级刊物成为我当时投稿的首选。”每次莫言都是满怀信心地把厚厚的稿纸装进信封，开始漫长且充满希望的等待，往往最后等来的全是那些破烂不堪的信封，里面最多塞上一封编辑部铅印的退稿信，有的在信上签上莫言的名字，有的干脆连名字也不签。

　　终于有一天，莫言收到一封保定市《莲池》编辑部的信。收到这封信后，莫言简直欣喜若狂，因为这是一封用编辑部的专用信封寄来的薄薄的信，也就是说莫言的小说被留用了。果然，编辑在信中告诉莫言，希望他在方便的时候到编辑部去一趟，当面谈一谈如何修改的问题。莫言说，当时拿着那封信，又想哭又想笑，激动的心情难以名状。莫言说起当初自己的窘状，自己既没有钱，也没有礼物，怎么去见编辑？他到深山里找到了一块非常漂亮的石头，大致十来斤重，莫言向部队请了假，带着石头坐上长途汽车奔往保定。当时交通很不方便，在路上颠簸了大概三个半小时，最后终于到了《莲池》编辑部。也是这块神秘的石头敲开了文学之门吧。编辑部跟莫言想象中神圣的文学殿堂相去甚远。莫言描述说：“那是一间破破烂烂的小房子，带着铁皮烟囱的那种最原始的煤炉子，里面摆着四张桌子，上面是堆积如山的稿件，稿件上落满了灰尘。”

1981年秋天，保定市文学期刊《莲池》(第5期)在头条位置刊发了一个署名莫言的陌生作者的小说，这篇题为《春夜雨霏霏》的小说正是莫言的处女作，它让中国文坛第一次记住了莫言这个名字。

在部队里，莫言历任班长、保密员、图书管理员、教员、干事等职。1983年，已是正排职教员的莫言，被调到北京的部队。在这里，他有机会认识了很多作家。他的作品《民间音乐》，曾得到著名作家孙犁的赏识。不久，莫言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学习，并开始了专业的文学创作之路。在小说《白狗秋千架》中，莫言第一次使用了“高密东北乡”这个象征家乡的地名，从此也成为他的专用地理名词。

莫言的学习、创作是刻苦的执著的。当初他们第一届考入军艺文学系的大都是已经成名的作家，他们这批学员确实人才济济，使他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没有作品，有什么话可说！莫言憋着劲要拿出一部让大家公认的好作品。军艺文学系“八面来风”式的教学方法，使莫言头脑中固有的文学观念受到了文学、哲学、社会学、历史、地理，甚至还有气功等领域的轮番“轰炸”。当时正值文化思潮最澎湃最活跃的时候，这样的教学方式，彻底解放了莫言的思想，他大量阅读了西方作家在上世纪60年代创作的文学作品，其中就有西方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和意识流的经典作品。莫言眼界大开，认识到过去写作的狭隘。文学观念的改变，导致莫言的文学创作发生了根本性的。

军艺的教室到晚上就关门，宿舍到点也就会熄灯，每天晚上，大家睡了，他喜欢搬着一个铁腿儿小课桌，独自跑进水房，凭借一支白炽灯的灯泡照明，写出了他入学以后的第一个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发表在1985年《中国作家》第2期。这篇小说使莫言真正走上文坛，成为一个全国知名的青年作家。

莫言讲到《红高粱家族》的创作，也是来自一次冲动。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学习期间，莫言参加了一个关于写作的座谈会，一位老作家说：“中国共产党有28年的战争历史，我们这些亲身经历过战争的人有很多素材，但我们已经没有精力把它们写出来了，因为我们最好的青春年华在‘文革’中耽搁了，而你们年轻人这一代有精力却没有亲身体验，你们怎么写作呢？”莫言听了这话，有点激动，他当时就站起来说：“小说家不是要复制历史，战争对人的灵魂扭曲或人性在战争中的变异才是作家关注的重点，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经历过战争也可以写战争。”

面对这位有着“无知无畏”气魄的年轻人，在座的老作家们也只是相视一笑，不以为然。但是，没过一个星期，莫言就将一篇战争小说摆在了大家的面前，它就是《红高粱家族》（部分）。此书不仅很快出版，而且一炮走红。

很快，正在为找好剧本发愁的导演张艺谋慕名而来。后来张艺谋拍的电影《红高粱》不仅红遍中国，也把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带进了西方世界。《纽约时报》等西方主流媒体也开始注意到这个中国作家，还给《红高粱》写了书评，称“莫言那些‘土匪种’的角色和入了神话架构的高密东北乡，从此上了世界文学的版图”。莫言陆续刊发了《大风》《石磨》《爆炸》《球状闪电》《金发婴儿》等十几部中短篇小说，以及被导演霍建起改编成电影《暖》的短篇小说《白狗秋千架》。“军艺使我的创作产生了一个巨大的转折。我明白了只有跟别人不同，才有可能冒出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