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国平
跻身闹市，我常被街边、巷口的烤红苕小摊儿所吸引。一个直而高大的自制的铁皮炉子，炉子上放上刚刚烤好的红苕，软软的，焦黄焦黄的，且透着阵阵诱人的清香。这是再熟悉不过了的味道。
小时候在家，我就很喜欢吃烤红苕。每到春播时节，父亲会去集市上买回一些苕秧栽在自留地里，到了秋天，便能挖出数百斤红苕，够一家人吃上一些日子。
父亲虽说不是烤红苕的行家里手，可是，他烤出的红苕却也香喷喷好吃。家里有一个铁铸的火盆，模样像倒过来的草帽，盆虽不大，却有较大的平沿儿。倘若打霜或下雪，晚饭过后，看父亲用铁锨把灶膛里的红红的火炭掏出来，放在火盆里，顿时，屋里便有了暖烘烘的感觉，一家人也随即围着火盆取暖、也等着烤红苕发出诱人的香味。
火盆边的地底就是地窖，里面装的可是红苕。白菜、萝卜以及土豆是不怕冻的，全部放在外边，唯独红苕格外娇贵，若冻伤一点儿皮，它的味道就变得苦而难以下咽。所以，红苕要存储在屋里的地窖里。
等火盆里的炭火不太旺时，我就起身下床，挪开地窖的盖板，掏出几个红苕放在火盆的边沿儿上，既不直接接触明火，又能受到炭火余温的烘烤，这样烤出的红苕最是好吃。
闻到红苕的香味之后，给它们挨个儿翻身，过一会儿再又翻身，几个滚儿翻完，这红苕的外表虽没起多大变化，一捏上去就知道它通体被烤得软似面团。忍着烫，扒下焦黄的皮儿咬一口，顿时满口甜、满屋香。
烤红苕是不被父母亲禁止的。一是因为家里的小片自留地每年都能收到很多红苕，足够一冬天消化的了；二是大人们也像我们小孩子一样喜欢吃烤红苕这道乡下美味。
伴着烤红苕长大的我，离家到外地求学，平日是没有吃烤红苕的那种口福了。可一到了放假的冬天，母亲就会留上很多的红苕，照样每晚在火盆里装上灼红的炭火，为我烤几个红苕，让我尽情补上在校舍里无法享受到的美味佳肴。
工作以后，单位有那么几年不发奖金发红苕。家里没了火盆，而煮的红苕却又不太喜欢吃，只好堆在宿舍的地上不去管它。一天晚上刚下班，人还没有进屋，就闻到一股香酣诱人的味儿。推门一看，邻室的郭主任哎哟哟正在烤红苕。我的天！郭主任的办法显然很有创意：把小电炉插上电源，再把一个铁丝编织的文件筐放在电炉上，最后把红苕排列放在文件筐上，这样使得红苕与电炉丝有十厘米左右的距离。这般同我在火盆子上烤红苕的效果也几乎一样了。
不得不叹服郭主任的奇思妙想。一边吃着烤红苕，一边把自己分得的红苕全都运到郭主任的家，那意思再明显不过：你烤我蹭吃！呵呵……
又过了几年，街道附近出现了流动且十分地道专业的烤炉，家门口就有那么一个。好日子又开始了，冬天里的春天耶。每天下班买两个体形匀称的烤红苕带回家，和同样贪吃的儿子尽情享用。听说红苕是既能防癌又不会发胖的绿色保健食品，所以长时间成了我们的最爱。
大前年的冬天，一位和我离别多年的老同学，从大洋彼岸回国探亲访友。陪他去办事的当儿，看见街边上烤炉里的焦黄焦黄的红苕，就习惯性的买了几个。等同学回到车上，就把一个红苕递给老同学。看到他犹犹豫豫的样子，以为习惯了美国生活方式的他大概是不喜欢原始的吃食了。于是赶紧说，要是不喜欢就不吃了罢。他依旧淡淡地说，我吃。我们一边吃一边驱车去办别的事儿。
等到晚上送他回华天大酒店的时候，他非常认真地说：“老同学，我要跟你说个事儿！”听口气以为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交涉，我说：“你说吧……”可听他说完，我差点儿没笑喷出来：“老同学，我想把这剩下的两个烤红苕带走，行吗？”这时候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是因为不好意思才有了下午的扭捏。这是吃着上瘾了。我感觉一下子释怀了。
前不久，老同学回省城接他的父母亲去美国定居，这回碰面再没有上次的拘谨与文绉绉的表情了，而是直截了当地告诉我说：“我要吃烤红苕……！”
由于他到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左右了，明天一早就要离开，于是，我马不停蹄地跑遍了巴陵城各个市场、影院和大学门口，然而，始终没有买到烤红苕，只好请老同学上酒店吃点别的东西。他也带着些许的遗憾离开了。
无论长多大，无论走多远，乡音难改，乡味难弃，乡情难变。
越洋的电话里，还能听到老同学提到烤红苔的事儿，和想象吃烤红苕时咂吧口水的声音，我兴奋地安慰他道：下次回来，一定先请吃烤红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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