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中国老百姓对过年情有独钟。在中国的传统年节文化中，文人与年节的这种精神文化的联系，便形成了一种独特、醇厚的文化情怀。作家们笔下的多彩年味，更是令人回味无穷。
曹雪芹在《红楼梦》第53回生动地描写了贾府过年的情景，那场景是极其盛大：进入腊月，即着手置办年货，其中包括准备大量的山珍海味。“二十九日，各色齐备，两府中都换了门神、对联、挂牌”。上下左右，张灯结彩，“爆竹起火”，“焕然一新”。除夕晚上，先是由贾母率领全家老小，拈香下拜，祭家祠、敬祖先；再就是向上辈行礼，给晚辈压岁钱；最后全家吃“合欢宴”。正月初一开始走亲访友，看戏赏灯……
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过年喜欢热闹，每年春节，他家的小院里都会举办猜灯谜活动，猜中的人都会得到一份小礼品。他在《北京的春节》一文中，用优美的笔调描绘了老北京春节前后的日程、活动、玩意儿、吃食、礼仪、景观。以至于有人读了之后发出惊呼，这哪里是篇散文，分明就是一幅活脱脱的老北京民俗风情画卷。更有趣的是，老舍的名字也和春节有关，老舍生于腊月二十三，第二天便是立春，父母为他取名舒庆春，就有庆贺春天到来之意。
鲁迅先生的《送灶日漫笔》一文写道：“灶君升天的那日，街上还卖着一种糖，有柑子那么大小，在我们那里也有这东西，然而扁的，像一个厚厚的小烙饼。那就是所谓‘胶牙饧’了。本意是在请灶君吃了，粘住他的牙，使他不能调嘴学舌，对玉帝说坏话。”这段文字，很幽默又很温情地介绍了在我国南北各地非常普遍的送灶习俗。在《过年》一文中，鲁迅充分肯定了过年及其习俗，对人们过旧历年表现出的“格外的庆贺”，“去年还热闹”，“比新历年还起劲”，表示了他的赞赏。他自己则是：“我不过旧历年已经二十三年了，这回却连放了三夜的花爆，使隔壁的外国人也‘嘘’了起来：这却和花爆都成了我一年中仅有的高兴。”第二年除夕之夜，鲁迅写信对友人说：“十多年前，我看见人家过旧历年，是反对的，现在却心平气和，觉得倒还热闹，还买了一批花炮，明夜要放了。”
乡土作家刘绍棠笔下的年味则更浓郁、更香醇、更纯正。他在《本命年的回想》中这样描述道：“除夕时，等到打更的人敲起梆子，梆声中才能锅里下饺子，院子里放鞭炮，门框上贴对联，小孩子们在饺子上锅之前，纷纷给老人们磕辞岁头，老人要赏压岁钱，男孩子可以外出，踩着芝麻秸到亲支近脉的本家各户，压岁钱装满了荷包。天麻麻亮，左邻右舍拜年的人已经敲门。开门相见七嘴八舌地嚷嚷着：‘恭喜，恭喜！’‘同喜，同喜！’”刘绍棠更看重的还是年节本身，是年味、年俗、年文化，这些在他的心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
此外，钟敬文的《岁尾年头随笔》、丰子恺的《过年》都写到了自己故乡的年景，涉及办年酒，做年糕，烧祭品，祭菩萨，拜祖宗，买年画、春联，看戏法，接财神等内容，过年的繁华气象、年俗趣味跃然纸上，至今读来仍然十分令人着迷。
在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发生骤变，民族年节逐渐边缘化的今天，品读文人的这些作品，那字里行间飘袅着的浓浓年味，既人羡慕，又让人感叹。同时，我们也不得不反思，究竟我们还保留着多少对“年味”的文化情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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