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大学文学院 刘竺岩
2021年4月，甘肃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陈玉福先生的《绿色誓言——传奇八步沙》被列入“百年百部红旗谱”丛书出版发行。在自序中，陈先生将作品定义为“非虚构”。读罢全作，我更愿意将之理解成一部成功的报告文学作品。因为它承续着解放区报告文学的光荣传统，真实地反映先进人物，抒写时代楷模，在这个“宏大叙事崩解”的商业社会中，延展了书写英雄的西部文学视野，实现了报告文学作为“文学轻骑兵”的现实与审美功用。
报告文学的要旨在于真实，真实又与文学性密不可分。那么《绿色誓言》怎样达成了二者的共生？我以为“胸有凌云志，六人抵万军”可以解答这个问题。
“胸有凌云志”是对治沙人“大我”精神的真实反映。作品不但达成了这个目的，而且解答了“凌云志”何以产生。第一代治沙人“六老汉”自不待言，作品的最成功之处，在于成功处理了郭万刚如何实现“小我”与“大我”的融合，那就是以真实情境切入人物心理。迫于父亲压力治沙，在初见成果后急欲离开林场、追求个人梦想的郭万刚亲身经历了黑沙暴。当他面对亲人死于沙尘暴、治沙成果荡然无存的局面时，离开林场的个人愿望随之而散。对他而言，治沙已然从“父亲的愿望”变成了“个人愿望”，亦即在此时，“小我”与“大我”同一。不仅郭万刚如此，在治沙过程中曾产生动摇的雒老汉亦复如是。
因此，作品中的人物不是一出场即“高、大、全”的扁平人物，他们是成长的，因而形象丰满。这固然得自对现实人物的反映，但如果没有走进人物心灵深处，是难以实现的。因此，写出治沙英雄的“凌云志”，正如陈玉福先生所言，来自于和采访对象“发自内心的谈话”。由于触及人物灵魂，作品实现了真实与审美的有机结合。
“六人抵万军”更在真实再现与审美效果的基础上，复归了集体主义。作品中，这样的集体主义有双重意义，第一是再现了治沙英雄群像的精神内核，第二是以集体主义精神为读者带来了价值观的滋养。在精神内核层面，作品自始至终都在讲述六老汉及其后人的精神感召，也就是村民与外来者如何从“个体”走入“集体”，进而实现列宁所言的集体主义本质——“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羊倌刘尕五从“破坏者”转为“建设者”，就是集体主义精神感召的一个缩影。在价值观层面，作品更实现了继承与超越。
宏大主题作品长期未能走出模式化，是从左翼文学直至“十七年”文学难以索解的问题，最终成为1980年代以降，文学主题迅速内转，走向“个人”书写的一大原因。《绿色誓言》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它以真实情境与深入人物内心的笔触，让读者产生了共情。“宏大叙事崩解”以来，曾有一段历史时期，集体主义被某些观点视为“虚假”，从而造成价值观的混乱。更因如此，文学场域内缺乏描写真实事件的力作，终至于形成“沉默的螺旋”。因此，在时代呼唤英雄，呼唤集体主义的语境下，《绿色誓言》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它以事实为依据，以审美为吸引力，让读者认识到，“六人抵万军”是真实的，是可能的，更是可借鉴的。
总体来看，《绿色誓言——传奇八步沙》是一部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它不仅及时反映着现实生活，更在艺术层面加以升华，为读者带来了基于真实的共情体验，实现了“文学性、新闻性与政论性”的统一。如陈玉福先生所言：“一个作家如果在生活中发现了真善美，就必须把它写出来。”这是《绿色誓言》创作目的与意义的辩证统一。
作者简介：刘竺岩，兰州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中国郭沫若研究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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