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开展比较文学研究的意义

        文学是一个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以及特定历史时代赋予的意识形态的载体。自从1816年法国在大学课堂开设比较文学教程后，人类才开始自觉地、理性地将本民族文化的表现形式——文学与外民族的文学进行比较，比较出民族精神，文化的精品，从而辨证地、捷径地吸取前人创造的文化精髓。近两个世纪以来，随着机器大生产的高速发展，竞争日益激烈，文明与落后的差距越拉越大，各民族的性格特点暴露无遗。于是，吸取本民族的经典文化和外民族的精品文化，使本民族强盛、在竞争大潮中立于不败之地已成当务之急，创造世界性文学已将纳入议事日程。为此，作为民族文化精神比较的比较文学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在各国大学开设和发展壮大起来。
       一、开展比较文学有利于各民族文化的交汇融合，有利于我们对外民族文化去伪存真，他为我用，创造世界性文学
       一个民族的文学总离不开本民族特定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地域环境，文学存在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各民族文学都有相对稳定的阵地，起初接受外来文化是被动的，不自觉的，缓慢的，这是因为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在支配着自己。在中国，春秋战国时的诸子百家，汉魏六朝时的佛教传入，都足以说明中国文化巨大的包容性。而蒙古族统治时的元朝，满州族统治时的清朝，中原人虽然成了他们的俘虏，但他们却成了中原文化的俘虏（汉化）。“国家当行汉法无疑也”（《元文类·鲁斋遗书》卷七），“习汉书入汉俗，渐忘我满州旧制”（《清世祖实录》卷八四），体现了中国文化非同寻常的坚韧性，向心力，化合力。正因为这一特点，才使国人盲目地处在“举世皆浊，惟我独尊”的自我陶醉之中，从而忽视了一统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儒家文化已经走过了辉煌时期，走进了死胡同。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的七十年是中国人接受西方文化的艰难期，渐进期，当列强的坚船利炮打碎了紧闭的国门时，有识之士认为应向西方人学习现代技术，“师夷长技以制夷”，尽管这种出发点是报仇雪恨的“制夷”，在某些国人看来过于委屈，但这却是思想意识的一次解放，它至少让国人睁眼看世界，看到了自身的落后，甲午中日海战，泱泱大国惨败在历来向自己学习的弹丸小国手下，使国人进一步清醒地认识到仅仅有先进的技术是不足以拯救国家的，要富国强兵还必须从制度上变革。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的失败，使国人再次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应当从思想观念、意识形态、民族精神上变革。在对中国传统文化深刻反省的过程中，鲁迅挖掘出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国民的劣根性；柏杨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酱缸文化”，它很容易让人变成“酱缸蛆”。二十世纪上半叶翻译文学的兴盛，正是国人大量吸取外来文化有力的例证。新中国成立后20多年的文学，除了少量的翻译苏联文学外，又重新迈入了闭关自守的误区，改革开放后的思想大解放，翻译界才又活跃起来。从二十世纪初到世纪末，不管是作家的创作还是广大读者以及国民的思想意识无不受西方文化强劲的冲击和影响，他们无一不是在吸取外来文化的精髓。鲁迅的《狂人日记》受俄国作家果戈里同名小说的影响，借狂人之口发泄内心的激愤；郭沫若的《女神》形式上受美国自由诗人惠特曼的影响，在思想上受印度诗人泰戈尔泛神论和德国诗人歌德的影响。王蒙五十年代曾说：“我们这一代是吸苏联文学的奶长大的。”就王蒙等人当时的创作来说无不在模仿苏联文学，而王蒙新时期的创作《春之声》、《蝴蝶》等一系列作品受到西方意识流作家作品的影响，这些渊源关系与其说是中国作家在跟进摹仿外国作家的创作方法，不如说外国作家作品为中国作家提供了观察审视社会现实人生的新视角，外国作家不但为国人创造了丰富的精神食粮，而且拓展了国人的视野，启迪了国人的思想。不过，作家也好，读者也罢，他们生存在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土壤，他们在吸取外来文化精髓时不可能完全西化，因为还有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在滋养着他们。他们在中西文化交融中吸取有价值的养料。比较文学正是站在理性的高度对各民族文化进行客观的比较，让作家继承借鉴有价值的创作手法及创作风格，让读者去伪存真，吮吸各民族文化的精华。而各民族在共同吸取前人文化的过程中对生存、生态、环境、发展等方面的认识会逐渐趋于一致，时间一长，作家自然会创作出人类共同关注关心的文学作品，世界文学的大同时代也就不远了。
       二、开展比较文学有利于增进民族间的了解，有利于民族间的团结与合作
       在当今经济一体化与世界多格局的国际环境下，各国民间往来、商品贸易、政治外交日趋频繁，互助互利的合作不断加强。但是，团结与合作的前提是了解，由于民族、地域环境、政治制度、历史渊源的差异，各民族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质，要交往与合作就必须互相了解对方的特质，进而理解包容他们的这种特质，求同存异。只有这样，才能消除互相间的隔阂，建立互助互利的关系。
        日本大和民族，他们在侵华战争中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心灵创伤，但是，我们在不忘耻辱的同时，还应该理性地看到大和民族不甘落后、敢为人先的开拓进取精神。他们从大化改新、明治维新一步一步跃入世界强国之林。因此，我们不要老停留在痛恨仇视的民族感情上，应找准契机学习他们的民族精神。文学上，日本平安和江户时期曾大量吸取中国的古典文化，但在二十世纪，日本文学已走在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前面。日本江户时期的文学——世界上最短的诗歌形式——俳句，与中国的唐诗宋词在创作上的音韵格律意境有惊人的相似。如被称为俳圣的诗人松尾芭蕉的《古池》：“古池塘啊/青蛙跳入/水声响。”这种用动态表现静态，捕捉瞬间的动作烘托环境的静谧、幽雅与唐诗相比毫不逊色。平安时期杰出的女作家紫式部的《源氏物语》，其中引用白居易诗歌达一百多处，而白居易的《长恨歌》实际为《源氏物语》奠定了基调。由此，可以看出日本文学吸取中国古代文化的痕迹，但我们更应该看到196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川端康成在《雪国》、《千鹤》等作品以“卓越的感受和高超的技巧表现了日本人内心的精髓”（颁奖评语），而我国还没有作家表现出中国人内心的精髓。当然，我们在为先人创下的辉煌文化自豪的同时，也要为今天的落后的现状而深省。于是，民族感情的愈合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
        俄罗斯民族文学在世界近代史上创造了辉煌的成果，我们一方面从苏联文学中窥视了两次世界大战给苏联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另一方面加深了对他们民族性格的了解。俄罗斯民族是一个尚武的民族，是一个情绪化的民族。在《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里描写的男女暧昧关系，既是人性的真实写照，又是他们民族性格的体现。他们的性追求、性解放、性自由是长期受封建道德束缚的中国人不可理喻的，我们不能将其放在“淫荡”、“淫秽”这一层面来理解，不能用我们的道德伦理去苛求嘲笑他们，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为理解而去效仿。只有这样，各民族的隔阂才会在理解中冰释，友谊才会加强，合作才会愉快，长久。
       三、开展比较文学，可以为文学研究开辟新道路，有利于其他学科如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文学理论等学科研究的深入
        比较文学已超过了这门课程本身，而是作为一种方法论运用到其他学科领域，使研究更为深入，成就更为显著。以前，我国是文学与理论研究大多局限在历时性的单线条的承袭与发展关系之中，极少把它放在世界文学及理论的大背景下考察，忽略了各国文学及理论之间的渊源关系，使我国的文学研究难以取得新的成果。我们的文学批评多是感性的直观的，缺乏西方文学批评逻辑性、思辨性和理论深度。在这方面晚清著名文学理论家王国维给我们做出了榜样。他大胆运用了康德、黑格尔的思想，采用比较的方法，把《红楼梦》放在世界文学背景下进行研究，他在研究宋元杂剧时自觉与西方戏剧进行比较，给后人留下了不朽的学术著作《人间词话》、《宋元戏剧史》，在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时，更不能孤立地纵向研究，而应将其放在国际大背景下进行横向的比较研究。解放后，我国二十多年的当代文学，文学作品中的英雄慢慢失去了人性，成了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大全的神的形象。这并非是中国的首创，而是因为“苏联的今天就我们的明天”，受斯大林时代英雄主义，个人崇拜，“金光灿烂”的文学的影响。这样，就可以避免孤立地进行研究，使研究对象更为深入、客观。
       总之，开展比较文学有利于各民族文化的交融，有利于增进民族之间的了解、团结与合作，有利于各民族吸取他民族的文化精华，创造世界性文学。
                                                                    （作者单位：贵州省湄潭县湄江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