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讲国学与国民教育,首先必须辨清这两个概念,也就是什么是国民教育,以及什么是国学。
现在的教育是国民教育吗?
什么是国民教育?我们现在的教育,是不是国民教育?我认为,不是。当下的教育,就它的形态而言,是应试教育；就它的内容来讲,是知识教育,而且是不完全的知识教育。因为多年以来,我们国家的大多数年轻人,都必须要通过一级一级的不断考试,拥挤在这么一条路上,主要目的之一,是给未来的工作奠一个基。可是真正到工作的时候,发现所学的东西,跟你的工作能否联系起来,却又成了问题。
中华文化传统,历来重视价值教育,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韩愈在《师说》中就提出:“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他把“传道”放到了先于授业和解惑的位置。可如果仔细对当前我国的教育有一些反思,你会发现,我们的学校教育里面,大中小学都包括在内,除了知识教育以外,所谓的价值教育微乎其微,即使有,也极其混乱。这样一种教育,如果我说它失败,有些人可能不愿意接受,那我换个说法,说它不成功,相信没有人能够反对。
我一直在从事思想文化史的研究,属于人文学科。较长时间以来,我在以王国维、陈寅恪、马一浮等人为个案,研究近现代学术思想。因此我所说的目前我国的教育体系存在问题,比如基本上是应试教育和知识教育,缺少创新教育和价值教育,价值理念非常混乱,我是站在人文学科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的。当然价值缺失传统文化的断层是一个方面,还有现代文明的观念、规则、仪范、方式,也相当缺失。
我们经常说,我们有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五千年的文明、三千年有文字可考的历史等。这是值得我们自豪的。但我们如果做一个省察,那些传统美德,还有多少能在现当代的我们身上有所浮现呢?由于长期缺乏价值教育,而仅仅依靠目前这种以应试为目的的知识教育,造成了我们今天跟传统精神理脉的断裂。
幸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近十年来,在相当一部分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以及对文化有兴趣的人群里,开始出现了某种文化自觉。这个文化自觉有一个基本指向,就是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基本价值理念,在今天不一定已经成为过去。它们对现代中国人的成长,有直接好处。所以你会发现,这几年,有一种传统文化热。相伴而来的,还有国学热。
到底什么是国学?
现在我们再来讲什么是国学。
到底什么是国学?其实并不是很容易就能回答出来。因为国学的概念本来就比较混乱。“国学”这个词汇,在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周礼》里就有。但只是指国立学校的意思。比如位于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宋朝的朱熹创立,它的前身,在唐朝末期的时候,曾经叫白鹿洞国学,明显是一所学校。现代国学的概念,则出现于晚清,是跟西学相比较而存在的一个概念。我所看到的材料,最早是在1902年,梁启超和黄遵宪通信,两个人使用了国学的概念。
这还要从戊戌变法说起。当时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主持湖南新政,很多维新人士都到了湖南。梁启超在湖南办时务学堂,黄遵宪做盐法道,都因积极参与变法而在慈禧八月政变后遭到惩处。梁启超逃亡日本,黄遵宪回到广东老家。1902年,梁启超写信给黄,提出可以办一份《国学报》,黄遵宪回信认为,当时办《国学报》还不是时候。你看,这两位维新人士已经在使用“国学”的概念了。而在1904年,梁启超在《中国学术变迁之大势》一书中,又讲起了国学,大意是说:现在有人担心,西学一来,国学可能被吞并了。他认为不会,应该是越是西学来,国学在比较中更会得到彰显。
这时候讲的国学,与张之洞在1898年讲的“中学”或“旧学”在概念上具有同等意涵。大家都听说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说法,而实际上张之洞最早提出时,是说“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因为他是稳健的变革派,担心改革太激烈会产生不良后果,所以他在1898年5月份发表《劝学篇》,在谈到学校的课程设置时,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到1921年,梁启超写《清代学术概论》的时候,在书里对张之洞的原话转述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并流传开来。这个梁启超转述的“中学”,或者张之洞原来讲的“旧学”,都跟梁启超在1902年提出的“国学”的概念非常相近。
当时讲国学的学者,除了上面提到的梁启超、黄遵宪,还有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即使如此,大家也都没有对国学的概念进行分疏。
第一次探讨到底什么是国学,并给出定义,是在1923年。1922年底,北京大学成立国学门,随后创办了一个刊物,叫《国学季刊》。这个刊物的发刊词,是由胡适写的。胡适在发刊词里给国学下了定义,称“国学就是国故学的省称”。国故学这个概念从哪里来的呢?出自章太炎1906年出版的一本名为《国故论衡》的书。那什么又是国故呢?所有关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人物、制度、语言等,就是国故,研究这套东西,就是国故学,简称就是国学。这是第一次有学者对国学的概念给出了定义。
遗憾的是,虽然胡适给出了国学的定义,但是在上世纪的20、30、40年代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学术界并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因为这个定义太宽泛,不容易让大家产生共鸣。学术界比较能够一致同意的国学定义,即国学就是中国固有学术。而什么又是中国固有学术呢?先秦的诸子百家之学、两汉的经学、魏晋的玄学、隋唐的佛学、宋代的理学、明代的心学、清中叶的朴学等等,这些都是中国的固有学术。但如果以这些内容作为国学的内涵,与一般的民众,与国民就不容易发生联系了。
中国固有学术是非常高深的学问,怎么把它补充进国民教育中去呢?
这里我要提到另一位学者,现代新儒家早期代表人物之一的马一浮先生。1938年5月,马一浮在战时迁至江西泰和的浙江大学开“国学讲座”,第一讲就以“楷定国学之名”为题,试图再次探讨到底什么是国学。马一浮认为,国学的内涵应该是“六艺之学”。所谓“六艺”,就是孔子删定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后来又叫“六经”。因为“六经”是中国文化的最高形态,其基本义理,是中国人立国和做人的基本依据。它与其他各代学术完全不同,它是独立的原创的中国最早的经典,是吾国学术思想的经典源头,它属于全体中国人。
我非常赞同马先生给国学下的新定义。
怎样把国学和国民教育结合起来?
几千年以来,中国的教育,都是以“六经”的义理,培养国人的心性。不过“六经”的文本比较难读,而且《乐经》已经失传,剩下的是“五经”,现在若想直接作为学校的课本是困难的。但有一个简洁的方法,就是孔子和孟子的思想,根源都在“六经”。《论语》是把“六经”的基本义理,化作了日用常行,比较好读,也很亲切。《孟子》相比《论语》已经复杂了一点,孟子爱讲话,文字显得多。但可以选读,我们可以把《论语》和《孟子》看做是进入“六经”简捷途径。
“六经”或者《论语》《孟子》的基本义理都有哪些?举个例子,比如“敬”。尽管后来有了尊敬的意思,但“敬”的本义,是指人的自性的庄严,带有不可动摇性。孔子讲“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这个志,就是内心的庄严,就是敬。你把我什么东西都可以夺去,但是我内心的庄严,你夺不走。如果这样大家可以接受的话,那么你看这个“敬”,实际上已经进入信仰之维。
现在又经常讲“孝”了。孔子怎么解释“孝”的呢?他的弟子问他到底什么是孝。孔子说,人们以为能养就是孝,可如果能养就是孝的话,那么犬马也能养。“没有敬,何以别乎?”可见“孝”的核心内涵,还是“敬”。“敬”这个价值,你说它能过时吗?而今天,我们国人缺的正是这个自性的庄严,正是敬。
这个缺失不是一朝一夕的,百年以来逐渐走到了这个结果。知识教育并没有错。如果没有知识教育,就不会有现代科技文明。问题是,当传统教育转到知识教育以后,我们却丢掉了“传道”即价值教育的内容。也许有人会说,西方教育体系里也没有价值教育呀!错了,西方有单独“传道”的系统,是它的教会。而在中国,如何将价值教育补充进知识教育,从而构成完整的国民教育,是我们现在不能回避的问题。
中国价值教育的内容应该是几千年来中国人立国作人的基本的价值依据。这个价值依据,在《论语》《孟子》里,也在“六经”里,就是敬,以及知耻、诚信等等。这些是中国的最基本价值理念,我们不能把它的传承丢失掉,否则,我们会缺少了一个深层价值的根,中国人难以称其为中国人。
所以我认为,如果要把国学与国民教育联系起来,首先应该承认目前国民教育中的缺失,然后按照马一浮先生对国学的定义,将“六经”作为国学的主要内容。如果这个意见能达到一致,那么我建议可以从小学开始开设国学课,主要以精选《论语》《孟子》作为教材,等到小学高年级以及初中、高中、大学,再慢慢加上“六经”的精选,和必要的文言文写作练习,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价值教育。
这是一个很慢的过程,是“百年树人”,不是几年十几年几十年就能够完成的,是几百年的事情。如果这个教育能够成立,那么百年之后,“六经”里那些流传千年的中国基本价值理念,就能化进我们的生命里,成为国人身上的文化识别符号。
(本文由尹平平记录整理,并经刘梦溪先生勘定,作者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刘梦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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