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特区报记者 杨媚
最近，“名著改编”这个并不新鲜的话题，又随着一众现当代文学名著登上荧屏而被热议。如今，《平凡的世界》、《新京华烟云》、《红高粱》已经相继播出，《白鹿原》等多部影视剧也在筹备中。
在收获天然关注度之余，现当代名著改编最容易引起争议的无疑就是影视作品对原著的“忠实度”。尤其是两部当代文学巨著《红高粱》和《平凡的世界》各自收获的两极评价更凸显了影视改编的两难之境：以新的解读来改动故事容易被斥“颠覆阅读记忆”，最大程度地忠实原著又容易与当今影视观众的审美习惯相违。
其实，从小说到戏剧，“改”是一定的。名著走上荧屏，究竟如何才能抵达“不平凡的世界”？ 情怀式的“守护”和创新性地“再造”之间的两难尺度如何把握？为此，记者采访了多位编剧、导演、制片人和剧评人。在他们的叙述中，我们也许能一窥名著改编的奥妙。
现当代名著“不该被遗忘在角落里”
从经典文学作品里找题材，是当今影视创作的“速效捷径”，借着名著的基础，影视作品能收获天然的关注度和话题性，对作品票房、收视率和投资方的成本回收都有极大帮助。因此，即便“有多少期待就有多少争议”，名著翻拍依然频掀热潮。
记者发现，在这一波名著改编潮中，主角几乎都是现当代文学名著。众所周知，因为题材所限和年代相近，改编现当代文学名著比起古典四大名著、金庸武侠等题材更容易遭受非议和质疑，观众对“还原原著”方面更为挑剔，不像后者，即使主创打出“颠覆”的旗号也响应者众。记者采访多位投资方和编导发现，把对自己成长过程影响至深的名著以影像的方式呈现给观众，是许多影视人的情结。
如今《平凡的世界》正在东方卫视热播，导演毛卫宁直言，如果仅仅是为了收视率不会选择拍此剧。“路遥的这部巨著不该被遗忘在某个角落，被人永远铭记谈论才是它应有的命运。我认为名著会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次翻拍，这是重现这个年代对当年的经典的一种理解。我们更强调的是这部书的精神作用的艺术再现，希望能让这本对我们60后、70后影响很大的书，能够影响到80后和90后。”
“点燃人们心里的那把火，让它燃烧起来。”制片人李娜说。
电视剧《红高粱》的制片人季桦也说，自己是莫言小说的忠实读者。“之所以从莫言众多小说中选定《红高粱家族》，除了看中电影《红高粱》的世界影响力，也因为这部作品更能传递山东地域文化。我们的合作基础是一种山东情怀。”
资深电视制片人徐奔奔认为，从市场的角度，广电总局对古装剧的限制越来越严格也是导致当代名著被翻拍的原因，今年起更明确要求，所有卫视综合频道黄金时段每月以及年度播出古装剧总集数，不得超过当月和当年黄金时段所有播出剧目总集数的15%。这样一来，武侠剧和古典名著的翻拍空间就被压缩了，许多影视人于是纷纷从当代名著中找灵感。
即便“95%高度还原”，依然褒贬不一
然而，要抵达“不平凡的世界”，名著改编的征途却一路坎坷。既要尽力维持原著的原貌，又要因应影视创作规律进行符合时代精神和观众审美趣味的改编，二者之间的落差极难把握。
《平凡的世界》编剧温豪杰总结改编之难，其中第一难就是“百万字原著大部分是内心描述、场景描述、境遇描述，真正的戏剧性不多。一句话，原著是人物状态，而戏剧需要人物戏剧。但是尊重原著灵魂的同时又要戏剧性。”
从第一集开始，该剧就对路遥笔下的“平凡世界”作了一番极有诚意的还原。漫天飘扬的雪花，实景搭建的往日校园，还有小说原文旁白等，营造了厚重的时代氛围。温豪杰称，电视剧高度还原小说内容，表现了95%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关系，只对个别情节和人物做了调整和合并。比如把金波和润生合二为一，为了让“少平身边能有一个自始至终陪伴成长的人物”；把着墨点分配给少安、少平和田福军，“代表三个群体，涵盖了时代众生相，成为一个‘平凡的世界’。”
这样的高度忠实，有小说迷称“重拾感动”，在故事、场景、地貌、演员方面都有值得称道之处。剧评人曾念群认为，有些作品是被许可用来娱乐的，而有些作品还是严肃点好，比如《平凡的世界》。但也有观众认为，主创忽略了影像本身的功能，那些“脸像炭火一样发烫”、“手忙脚乱地给生产队的病牛灌汤药”等旁白，完全可以通过画面表达，正是由于太过忠实原著、改编不尽符合影视剧规律，才使得剧变得“不好看”。
剧评人邵达人说，该剧给浮躁的电视剧市场增添了厚度，虔诚的创作态度值得点赞，但对原著的改编却不尽落地。“比如导演说大段大段的旁白是为了让观众回忆当年听广播剧的感觉，这种‘情怀式的创作’太过注重形式感了。剧就是剧，要从做好故事的角度出发。”
情怀式“守护”与创新性“再造”，并非不可调和
即便高度还原依然褒贬不一，收视率也与原著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相匹配，这就是现当代名著的普遍遭遇。
相比起《平凡的世界》强调对原著小心翼翼的守护，女编剧赵冬苓的《红高粱》则大胆地“在莫言的肩膀上重新创造了一个世界”。她改变了原著和电影中的写意风格，加入了多条故事线和情节，角色也扩充到58个。比如新增初恋男友张俊杰，为九儿书写了一段“感情前传”；新增代表传统美德的单家大少奶奶淑贤，与九儿的叛逆形成强烈对比。她认为，这些人物冲突一方面使节奏更为紧凑，另一方面也迎合观众对兄弟成仇、三角恋爱、女人心计等戏剧元素的审美需求。
此外，赵冬苓还一改原著和电影版中以“我爷爷”的男性叙事角度，换而采用“我奶奶”作为叙事主体，在女性观众为收视主体的当下，这一重大改动显得十分讨巧。莫言也表示认可，认为这样的改编“是非常正确的策略”，原著中人性的张扬、强悍的生命力和狂野的精神得以最大程度体现。“名著是座山，敬之，仰之，攀爬，然后踩于足下。山本来不就是供人攀爬的吗？”她说。
自然，这样的改编也非人人买账，吐槽声也不小，但《红高粱》在收视层面的成功却是毫无疑问的，从电视收视率到网络播放量都遥遥领先。徐奔奔分析，赵冬苓的改编高潮迭出、符合当下观众审美需求，此外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热度仍在，“周迅+郑晓龙”的组合更是话题性十足。
“很多观众往往喜欢用‘忠实原著’向主创发难，主创也容易出于对原著的情怀以及对作家的敬畏而在改编时畏首畏尾。但有种说法是，一旦进入到影视作品的改编阶段，小说就失去了文学性，主创应按照电视剧的创作规律进行改编，否则，留住了情怀却往往是在向观众说不。”邵达人分析。（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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