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讯 2010年，是我国从“十一五”迈向“十二五”的重要转折点，也是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第一年。在这一关键节点，我们应如何总结过去5年，又该如何展望未来5年，记者就此对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进行了采访。
记者：如果把“十一五”教育事业改革发展成就放在您40多年的教育工作生涯中去衡量，您会有怎样的评价？
袁贵仁：简而言之，成就显著、极不平凡、十分关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的关于教育发展的几个主要指标，有的已提前实现，有的到今年年底将实现。“十一五”时期，我国教育改革发展取得了四个标志性成就：一是城乡免费九年义务教育于2008年全面实现，惠及1.6亿学生。二是高等教育大众化水平进一步提高，2009年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位居世界第一。三是职业教育取得突破性进展，中职和高职分别占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总规模的“半壁江山”。四是教育公平迈出重大步伐，国家教育资助体系已覆盖各级各类教育。应该说，我国已完成了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转变，开启了由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由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的新征程。
记者：“十一五”时期，我们完成了多年前就设定的免费义务教育目标，具有怎样的意义？
袁贵仁：从1986年颁布《义务教育法》确立九年义务教育制度算起，我们用22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近百年的普及义务教育之路。我们不仅确保了所有义务教育适龄儿童都能“不花钱、有学上”，平等接受义务教育，也减轻了亿万家庭经济负担，改善了民生。2008年免除学杂费后，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每个家庭平均减少支出770多元。为此，各级财政投入累计新增2000多亿元。
免费义务教育还推动了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制度建设。2006年修订的《义务教育法》，确立了由政府负全责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特别是农村义务教育建立了中央和地方“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经费保障新机制，为全国义务教育长期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制度保证。
记者：“十一五”期间，我国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但质量问题相应凸显出来，“十一五”时期围绕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做了哪些工作？
袁贵仁：“十一五”期间，高等教育的“扩招”为国家培养了大量人才，我们必须充分肯定这项决策和成果。“十一五”时期，中央明确要求把高等教育发展重点放在提高质量、优化结构上，强调办出特色、推动创新。为此，国家投入数十亿实施了“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
提高质量，不是说只有一个标准，而是鼓励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学校，体现办学特色，努力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争创一流。过去5年中，国家自然科学奖项中的二分之一出自高校，社会科学领域三分之二的成果由高校完成。同时，通过推动教育观念创新、培养模式创新和管理方式创新，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类型、结构、质量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更加紧密，用人单位对毕业生满意度在不断提高。
记者：“十一五”前后，我国职业教育是怎样在经过发展的“低谷”后驶上了“快车道”？
袁贵仁：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四个更加”。一是国家更加重视。通过建立中职学生资助、免费制度以及推进“双证书”，增强了职业教育吸引力。二是导向更加明确。坚持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大力推进工学结合、校企合作、顶岗实习的人才培养模式。三是基础更加坚实。国家重点支持一批职业教育实训基地、县级职教中心和示范性中等职业学校和高职学院，专门组织培训了15万专业骨干教师。四是贡献更加突出。几年来，我国职业教育向社会输送2000多万毕业生，受到行业、企业的欢迎。
记者：过去5年，教育公平成为热词，国家采取了哪些举措？
袁贵仁：党的十六大以来，国家把促进教育公平作为基本教育政策，推动教育公平迈出重大步伐。一是以加快发展促公平，推动各级各类教育入学率进一步提高。二是以资源配置促公平，坚持教育资源向农村地区、民族地区、边远贫困地区和薄弱学校倾斜，将新增教育经费主要用于农村。具体措施包括实施农村中小学教师“特岗计划”、解决农民工子女上学问题以及高校招生计划向中西部地区倾斜等。三是以完善资助促公平。国家资助制度覆盖面更广、比例更大、标准更高，有效确保了不让任何一个孩子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不能上学或辍学。四是以规范管理促公平。通过实施高校招生“阳光工程”，加强教育收费管理，建立教育收费听证、公示和责任追究制度等措施，我们的行风行纪得到明显规范。2009年反映教育乱收费的举报比2008年下降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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