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政法大学 吕星宇
传统慎刑思想滥觞于先秦时期，主要表现为“德主刑辅”“明德慎罚”，要求刑罚慎重、适当、不偏私。相传虞舜时出现了慎刑恤罚的思想，《尚书·舜典》记载：“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这里的“恤”做“忧虑”之解，说的是在断案的过程中要时常考虑刑罚是否中允，强调要常怀哀矜怜恤之心，严明公正适用刑罚。西周建立后，统治者开始倡行“明德慎罚”，周公教诫道：“兹式有慎，以列用中罚”，以极力避免刑罚之滥。春秋战国时，孔、孟、荀陆续提出“刑罚中”“省刑慎罚”“刑当罪”等理念，汉代大儒董仲舒将其发展成为“德主刑辅”理论，又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几番演变，至唐朝正式在法典中确立“德礼为本，刑罚为用”原则，此后宋元明清近千年一以贯之。可以说，慎刑思想贯穿中国古代治国理政全过程。着眼于当代法治，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传统慎刑思想，依然体现在我国的刑事司法政策中。
严格慎用死刑
死刑是剥夺人生命的刑罚，是所有刑罚中最为残酷、最为严厉的一种。纵观中国古代法制史，死刑虽一直存在于刑罚体系之中，但统治者往往都对死刑采取特别谨慎的态度，毕竟“人命至重，难生易杀，气绝不续者也，是以圣贤重之。”现代司法实践中，“保留死刑，严格控制死刑”作为一项基本的刑事政策，其背后蕴含着深刻的慎刑思想。
一是减少死刑罪名。中国古代统治者将“不嗜杀人”作为衡量其施行仁政的标准之一，因此不断减少适用死刑的罪名，比如唐太宗汲取隋亡的历史教训，在组织修订《唐律》的过程中，大量减少死刑条款。对此，《唐六典》注云：“（《贞观律》）比古死刑，殆除其半。”现行《刑法》延续这一传统，《刑法修正案（八）》和《刑法修正案（九）》分别取消了13个罪和9个罪的死刑，凸显了对生命的尊重和对人权的保障。
二是限制死刑适用对象。对于幼小、年长和怀孕的人犯罪予以宽容，以示“人命至重”。《刑法》第49条第1款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这与中国古代“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与耄虽有罪，不加刑焉”“诸妇人犯死罪，怀孕当决者，听产后一百日乃行刑”的法律原则和规定，在慎刑恤罚的思想内涵上基本一致。
三是完善死刑复核程序。死刑复核程序作为一种特殊审判程序，体现了适用死刑严肃谨慎、少杀慎杀的方针政策。死刑复核在中国古代司法中同样有迹可循。《隋书》记载：“死罪者三奏而后决”，意思是说要经过三次奏请才能执行死刑，史称“三复奏”。唐贞观年间，还一度出现死刑案件五复奏的情形。而古代死刑复核、复奏制度，与现行《刑法》第48条第2款“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都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规定的目的，都在于避免误杀错杀，尊重和保护生命。
疑罪从无原则
何为“疑罪”，《唐律疏议》解释：“疑，谓虚实之证等，是非之理均；或事涉疑似，傍无证见；或傍有闻证，事非疑似之类。”换言之，疑罪就是案件事实或者证据存在疑点，致使“处断难明”的犯罪。现行《刑事诉讼法》第200条第3款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该条款以法律形式确定了刑事诉讼中的疑罪从无原则，是现代刑事司法“有利于被告人”人权保障理念的具体体现，同样也是传统慎刑思想的当代彰显。其发轫于中国古代的“罪疑惟轻”和“疑罪从无”。
“罪疑惟轻”最早见于《尚书·大禹谟》“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中，意思是如果案情存在着疑点，只应从轻论处。《陈书》《宋书》等典籍中“罚不及嗣，自古通典，罪疑惟轻，布在方策”“罪疑从轻，既前王之格范；宁失弗经，亦列圣之恒训”的记载同样论证了“罪疑惟轻”（或称“疑罪从轻”）的司法原则。从本质上讲，“罪疑惟轻”原则的根本宗旨在于保障司法公正，慎重使用刑罚。
除“罪疑惟轻”外，“疑罪从无”同样基于上述宗旨成为中国古代慎刑思想所衍生的重要司法原则。《礼记》中记载：“疑狱，氾与众共之；众疑，赦之。”意思是遇到有疑点的案件，要拿出来大家一起讨论，如果大家都认为有疑问，就不能给人定罪。汉代贾谊也提到：“疑罪从去，仁也；疑功从予，信也。”指出“疑罪从无”是仁政和取信于民的表现。
需要说明的是，“罪疑惟轻”和“疑罪从无”都是基于“疑罪”所引发的法律观点，二者之间虽然存在着“疑罪有无”的本质分歧，但核心都是在慎刑思想指引下的拓展与延伸，为疑罪从无的现代刑事诉讼原则注入了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基因。
少捕慎诉慎押
少捕慎诉慎押政策与我国古代慎刑思想高度契合。从刑事司法理念到刑事司法政策，少捕慎诉慎押实现了对传统慎刑思想的守正与创新。
其一，坚守慎刑之“中”，维护公平正义。“中”是古代儒家法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传统慎刑思想的基础理论。一方面，“中”是指“絜矩之道”，《中庸》提出“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要求不偏向极端，选取中道引导人民。另一方面，“中”强调“刑罚中”，孔子认为“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强调刑罚公正、判决公允、罪刑相当。少捕慎诉慎押的刑事政策，坚持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并重，要求全面准确把握“宽”与“严”的辩证关系，对严重犯罪依法从严从重，对轻微犯罪依法从宽从轻，实现宽严相济、不偏不倚，充分体现了传统慎刑思想“允执厥中”的价值理念。
其二，秉持慎刑之“仁”，尊重保障人权。儒家提倡的“仁者爱人”“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认为“杀一无罪非仁也”。在司法领域衍射出的“恤幼”“矜恤”“恤囚”理念，要求“施不忍人之刑”“行不忍人之罚”，不放纵有罪之人，也不错罚无辜之人。少捕慎诉慎押政策要求检察机关在惩治犯罪的同时，依法保障人权。既要严格依法开展批准逮捕、移送起诉、审前羁押等工作，又要竭力避免无辜者遭受公权力的侵害。从本质上讲，少捕慎诉慎押要求的“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诉可不诉的不诉，可押可不押的不押”，就是对传统慎刑恤罚思想的现代转化。
“刑为盛世所不能废，而亦盛世所不尚。”慎刑思想作为我国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实践理性与经验智慧的结晶。现代法制建设对传统慎刑思想精华的汲取和重塑，使其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同时，也使现代刑事立法、司法更具谦抑性，释放出更多善意，对深化诉源治理、促进社会和谐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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