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榴花红，谁家女儿插满头。。。
文/徐立平（山东）
清晨，白花花的阳光洒在庭院里，像一个粗心的人儿不小心酒落了一地的碎银。叮叮当当的声音，随着斑驳的树影起落着，仿佛，闭上眼睛，真的能听到阳光坠落的声音。窗台上，盛开着一株鲜艳的石榴花。阳光洒在红艳艳的花蕾上，立刻满室辉煌。昨天去公园溜达，趁人不备，顺手牵羊折回一枝石榴花，回家赶紧插在瓶子里。不是有古人说过嘛，有花折时只须折，莫等无花空折枝。我刚刚有些内疚的心，立刻变得理直气壮起来。不过，终究是作贼心虚，回来的时候把花悄悄的藏在身后，其实是掩耳盗铃。身边，不时有越过我的人。
姥爷家的院落里，曾经种着一颗石榴树。长在东屋的窗下。记不得是什么时候有印象的，好像自我懂事起，它就招招摇摇的长在那里，后来听姥姥说，那是我母亲八岁时种下的。儿时的我，经常默默的抚摸着皴裂的石榴树皮，想像母亲当年站在石榴树下的样子……
每到五月，当翠绿的叶子密不透风的时候，一朵朵石榴花般扎着堆的开放了。远远望去，好似一簇簇燃烧着的火焰，在那片浓郁欲滴的青翠中跳跃着；又像一串串火红的灯笼，阳光下随风摇曳。风吹来，花瓣在叶子和空气中飘荡，不经意间就会飘上我黑黑的发间。花叶之间，有勤劳的蜜蜂在翁翁作响，梁山伯和祝英台在花间上下翻飞，翩翩起舞；树下，高昂雄壮的公鸡正和母鸡们谈情说爱，相伴觅食，不时有姥姥喝斥猫狗打架的声音。一场五月的盛会，如火如荼的上演……
五月端午，正赶在石榴花开的季节。这时候，田野里的艾子也长到了膝盖。端午节家家门前插艾叶辟邪，女孩儿们把黑油油的头发辫成麻花辫，或垂在脑后或盘起发髻，上面插上艾叶，艾叶中间再插上火红的石榴花。端午这天，村子里的女孩儿们就会三三两两的走上街头，看谁头上的花儿最好看，看谁的辫子梳得最漂亮。
印象中，我那时是羞涩的。母爱总是把我们姐妹打扮得漂漂亮亮清清爽爽，引来左邻右舍的婶婶大娘们满口赞誉。两个女儿长得一般高，模样长得一个样，不是家里人，旁人很难分出谁大谁小。到现在我回乡，总是有人会问我，你是老大还是老二？仿佛时光停滞不前，我还是当年戴花般年少……
母亲心灵手巧，为了给孩子们做衣服，抽空去跟裁缝学了缝纫。于是，两个花骨朵般的女儿，每个季节有得体的衣服穿，即使一件普通的褂子，母亲也能恰到好处得做出新颖的样子。石榴花开的季节，母亲总是提前把我们姐妹梳妆打扮好，然后把清晨去姥姥家摘回的带着露珠的石榴花，为我们插到辫子上。我发现母亲端详我们的样子，好像在看多年前的自己。那时的母亲是美丽的，我总是掂起脚尖，把剩下的石榴花往她的头上胡乱的插。母亲居然不生气。只是笑。然后轻轻的摇头，却不说话。有一缕的发梢，从她的额前轻轻的垂下来……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石榴花开依旧红，却再也不见头上插花的女孩。回忆凝固，华年渐长，时光的飞逝中，两个女儿都长大成人了。而母亲，无声无息的苍老在岁月里。只有那火红的石榴花，在印象中倔强的鲜艳着，不随着时光的远去而褪色……
三年前的春天，有两个收购苗木的树贩子，看到姥姥家的石榴树，千方百计的找到姥爷，问要不要卖掉。二百块钱，姥爷没吱声，又加到三百，姥爷还是没舍得。后来我们听了也大吃一惊，还好总算没有成交。去年春天，那两个人又来，熟门熟路找到姥爷家，开口就给姥爷六百块钱。姥爷打电话询问我母亲，要不要卖，母亲沉默一会儿答应了……
老家的房子年代很久，墙壁已经斑纹毕现，石榴树的根须已经深深潜入房基底下，这几年长势也不太好。收购的人说，他们买了之后会栽到园林风景区，有专门的人施肥浇水，进 行科学管理。
得到母亲的允许，何况又听他们说石榴树的去处不错，离开这里还会长得更好。姥爷便再也没有坚持的理由，也没跟收购的同志还价。只是点头说卖吧……然后，那两个人立刻调来一台挖掘机和起吊车，浩浩荡荡的开到了姥爷家门口……
那一天，我没回老家。记忆中的石榴树，记忆中辫插石榴花的女孩儿，便一直留在姥爷的院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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