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贤根
一次军史座谈会上，开国将领、军委工程兵副司令员贺光华听说我是浙江义乌人，便跟我说起他解放战争末期的一段经历。
百万雄师过大江，二野十二军从安徽贵池方向强渡，为截断浙赣线，堵住国民党汤恩伯部南逃，割裂与白崇禧部的联系，形成关门围歼之势，过江后，部队从皖南直奔浙西，1949年5月6日解放兰溪，7日解放金华。三十五师师长李德生接军长王近山急电：“沪杭线残敌正沿浙赣线南逃，你部尽快占领义乌、东阳地区，堵截该逃之敌。”李德生决定乘火车直取义乌。8日，全副武装的部队上车待命，副师长贺光华命令金华火车站电话通知义乌火车站，佯称“今天有国军乘列车到你站，你们提前做好接车准备”。下午3时左右，满载解放军的专列缓缓驶进义乌车站，突然间，从车上冲出一队军人，将来迎接国军的县长、参议长和党、政、军、警人员全部俘获，不费一枪一弹智取了义乌。
作为在贺光华身边工作的工程兵司令部办公室一员的我，听了革命前辈的这番叙述，倍觉亲切，更是敬佩。
就在李德生、贺光华部解放义乌的三个月后，有个男婴哇哇地降落在义乌北部山区的一间普通老屋里。这稚嫩的啼哭声与一个月后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鞭炮声、锣鼓声一样，令年轻的父母兴奋、喜悦。
这个男孩，就是我。
裹夹在会稽山余脉中的小山村，可种的田地很少。在我的记忆里，小时我家分得的田地在山外，父亲和叔叔起早带着午饭出门，天色暗沉了还没回来。母亲把菜端上桌，饭、汤还焖在锅里，缕缕的菜香让我的肚子咕咕地叫。我跑到村口大樟树下翘首张望，眼神沿着迷蒙的弯弯山路伸向溪滩，伸向板桥，伸向沉沉的夜色。
1958年，板桥下方筑起一道水库大坝，明代时从义乌城西迁徙到山区已繁衍为30来户人家的村民，从此就投亲靠友搬迁到山外的十几个村庄。
那时，农村走的是集体化道路，像我家仅有父母是劳力，7个子女大都上学，家境困难，生产队就允许我父亲搞副业。在山区时，漫山遍野茂林修竹，村民多是篾匠能手。父母重拾这套手艺，每月按时给生产队交纳由社员们商议决定的副业款，多赚归己。在政策比较刻板的那个岁月，这种富有人情味的宽松举措，既解救了困难户，又增添了生产队现金的收益。我们兄弟姐妹放学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完成父亲与我们商议好的编织箩筐的只数。家中的老祖母，满清时期生活了18年，又经民国战乱，她深情地说：“要不是共产党来了，哪能养活我们这么一大家人，更谈不上你们个个都进学堂啦！”
“文革”时期，已在高中念了两年的我学业中断，就在百里之外的金华一中报名应征入伍。头一回探亲时，我有些歉意地对家人说，那时我没来得及征求你们的意见就当兵走了。老祖母微微笑道：“你们兄弟四个是国家养大的，你这个老大去保卫国家，应当！”我至今还记得她一袭青衫，稀疏细柔的白发飘动，已经掉了牙齿的嘴唇有所收紧，长年划篾让她过早地消褪了视力，但温和且富情感的话语，仍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海里。从此，我一身戎装，在部队待了近40年。
当时，我们淳朴的理念就是：“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在火热的军营，除了军事训练，大部分时间是在深山里执行繁忙的施工任务。“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在战略上防御性的准备中，我们施工更为紧张，有时在坑道里拄着铁锹稍站一会就睡着了。就在这般苦和累的日子里，从工地上回营，晚上还常趴在床铺上写点小文章。连队因这批“老三届”学生的加入，平添活力。在老兵的激励中，再忙我也没放下手中的笔。
1969年，我国三北地区的形势极为紧张，苏军在那侧屯兵百万，随时有大规模入侵的可能。我们团队昼夜轮班施工作业。备战是军队的常态。而这时，更是刻不容缓。我在连队当文书，看到指战员激昂的求战情绪和随时可能奔赴反侵略战争的战场态势，就以全连指战员的名义写了一篇表态性的文章，几天后在报纸显著版面刊出，指导员极为兴奋，晚饭后叫司号员吹号集合，他站在荷枪实弹的队伍前，抑扬顿挫地诵念了能够表达大家心声的这篇文章。这是连队组建以来第一次在报纸上集体亮相，大伙别说有多激动啦，振臂的口号声久久在山谷间回荡。
就在这年，我的几篇小文章在部队所在地的地区报、省报上与读者见面，这些幼稚的文字表达了我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坚定信念，坦露了我这位入伍一年多的新兵为保卫祖国甘于献身的真切情怀。
也许是这种精神与情怀感动了大家，连队指战员推举我入党。支部大会一致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我的心中好像燃起了一把火。
质朴、纯正的思想与情感，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们的使命就是在宣誓中表达的理想与信念。
1970年2月，我被宣布为排长，8月调团机关，后又返回连队当指导员。在深山老林的坑道口，机械的隆隆声与溪流的哗哗声交响起伏。老指导员用结满厚茧的双手铁钳似的握住我，语气庄重：“好好干，大家期待你！”
不用说连队的几位干部，就连四位排长，年龄都比我大。我们党支部一班人，各负其职，充分发挥专长，可以说，工作有声有色。我年轻，凭的是一股热情与一身朝气，主要的还是向他们这些老同志学习。
大山寂静的夜晚，连队自己用竹子编扎泥糊的架子棚里，战士们坐在通铺上看书看报写日记，有的在棚外微弱的路灯下三三两两地谈心。有位老战士面容忧虑，找我说家里给他物色了一位未婚妻，前年探亲时见面约定，双方都没意见。可现来信催婚，如果不回，就拉倒了。老兵知道近期执行的是一项特殊任务，不可能离队回家，可自己又不知该用怎样的话来劝慰她。我很同情老兵的处境。部队在封闭的大山深处，别说找对象，几年里连个女人也见不到，战士们调侃，这里飞过的鸟都是公的。他们回家探亲，短短的时间里能找到一位女朋友，那是莫大的幸运啦！
我珍惜这位老战士与未婚妻的情分，对他说，我以连队的名义给你未婚妻去封信，说明情况，待这项任务完成一个阶段，一定让你回家喜结良缘。同时，我又为他起草了一封给未婚妻的信，征求他意见后让他抄好。老战士将盖有连长、指导员红色印章的信和他誊抄的信一并寄出。一段时间后，老战士满面喜色地拿着未婚妻的回信来找我。
第二年，我们被评为全团的先进连队，我作为全师指导员的唯一代表，出席在北京举行的工程兵政治工作座谈会。这并不说明我干得有多出色，连队的建设，是全连指战员的共同努力。但有一点，我可以无愧地说，我为战士代写过几十封情书，这些情书因人因事、各有特色。上世纪70年代，部队战士的文化程度不高，当他们的女朋友收到千里之外军营的来信，看到信中既现实又有些浪漫色彩的话语，觉得自己的心上人还是有文化有情趣的。这些情书，帮助他们牵住了女朋友的芳心，也坚定了他们在部队服役的决心。我离别连队调往北京时，战士们抹泪相送。在艰苦的环境中结下的战友情谊，至今仍珍藏在心底。
机关与火热的连队相比，单调，寂寞。夜间，可独自在房里看书，写下一些念想，便成为我初浅的文学印记。
或许我的出生年份享有一个“9”字，人生的一些较大变化，往往与这个“9”字有着奇妙的关联。1989年，我在军艺文学系毕业时，创作了长篇纪实文学《援越抗美实录》，从此走上了文学之路。
路，是人走出来的；而人，却是有幸于这个时代。
当年由李德生、贺光华率部解放了的义乌，改革开放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冲破思想禁锢的农民，硬是在缺乏资源、缺乏资金、缺乏便利交通的境况下，开拓小商品市场，拉动了周边数县的商品加工产业，创建了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创造了“无中生有、无奇不有”的人间奇迹。
远在京城的我，时刻关注家乡的变化。这种变化，恰是祖国日新月异的一个缩影。我将对家乡和父老乡亲深情的思念与牵挂，转化为文字。我不是历史的记录者，但是这段历史的见证者。
我们家乡，有着保家卫国的悠久传统。早在北宋时期的宗泽，在那种错纵复杂的环境中，致死都不忘“渡河”抗金。明时的戚继光，率领义乌的矿工、农民组建的军队，荡平在东南沿海危害多年的倭寇，打出了戚家军的威风。随军的徐渭赋诗赞曰：“帐下共推擒虎将，江南只数义乌兵。”明朝的北方疆域，经常遭受败退大漠的元朝贵族部落的侵扰，已经遣散回家的戚家军，又分批重组，北上修筑长城，守卫北疆。
更令我感动的是，当年我们家乡北上的这批“南兵”，按照戚继光的部署，修筑长城后，又分散长期镇守从山海关至居庸关西的每座敌楼。400多年来，他们的后人世世代代守卫长城、保护长城。深入长城脚下采访时，我寻找到了众多当年“戚家军”的后裔。他们久远的故乡情结和世代守卫长城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我。在现代军营中熏陶了几十年的我，在他们的热炕上盘膝长谈，泪水像窗外的雨水那样，长流难止。
长城脚下义乌兵后裔居住的自然村落，大多地处偏远，经济滞后。富有情义的家乡的父老乡亲，包括义乌商贸城的领导，先后组织数批民营企业家到长城下对接，帮助他们发展经济。长城东线的义乌兵后裔，组织了600余人，在秦皇岛会合，乘专列到义乌参观学习。我有幸参与策划，并与他们同车前往。义乌市政府和义乌兵后裔已经寻找到祖籍的村落，以极其隆重的仪式，欢迎镇守长城将士的后人回归故里。从此，义乌与秦皇岛结成了互帮互学、共谋发展的友好城市。
我将多次只身到长城沿线和义乌各村落采访所得的素材汇总，又请教多位专家，对历史与现实的一些情况作纵深的探讨，撰写了长篇报告文学《千年守望》，刊发于《中国作家》杂志，又以《千古长城义乌兵》为书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将出版的新书，第一时间送到长城沿线的被采访者和他们的乡亲——义乌兵后裔的手上。我们成为倾心叙谈、相见恨晚的兄弟。
如今，这段历史，在我家乡和长城沿线的许多乡镇村庄，作为传统教育、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大家觉得，这当中阐发的可贵的义乌精神、长城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为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有责任发扬光大。
作为共和国同龄人的我，业已退休脱下戎装，但“位卑未敢忘忧国”，我仍将以手中的笔，履行保卫祖国的神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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