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维永:中国文学的当代、传统与文艺复兴的关系

        题记:文学以人民为中心和讲好中国故事“理念”的提出，为钩沉中国传统文化基因和对西洋文学拿来主义的中国化提供全新的结合楔机。历史是螺旋式上升进步的，是破和立对立统一的矛盾，是前进与回归的旋转渐进，就中国近代而言，先破后立，破除旧文化，殖民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主义等废渣文化，引进西方先进科技、民主思想、马列主义，通过革命，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加入贸易，国外西潮涌入，泥沙具下，鱼龙混杂，国内沉渣泛起，丢失自我。

        从新时期到新世纪，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越来越多元化，20世纪90年代大众文化崛起，新世纪网络文学兴起，逐渐形成了“三分天下”的整体文学格局，即纯文学（新文学）、畅销书、网络文学三者各据一隅，纯文学（新文学）以作协、期刊、评奖与文学研究为中心，畅销书以出版社与经济效益为中心，网络文学以商业网站、点击率与IP改编为中心，各自形成了一套相对独立的文学运转与评价体系。在文学观念上，畅销书和网络文学打破了“新文学”以来的文学内涵，“新文学”将文学视为一种严肃的精神事业，无论是革命文学、自由主义文学、“为艺术而艺术”，还是“改革文学”“先锋文学”“寻根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彼此相异与争论的诸多文学思潮，其实都分享着这样共同的文学观念，但是畅销书与网络文学的出现却改变了这一共识，此类文学作品重视的是文学的消遣、娱乐、游戏功能，并不断将之推向极致，而不再注重文学的教化、启迪、审美等功能，这极大地改变了文学的定位与整体格局。



        新文化运动，国人确有一种自我下贱，自我丑化的因子深入骨髓，这是文化不自信的根本体现，从十三世纪末直到清康熙时期，西方人对中国的崇拜无以复加，面对富庶的中国完整的国家历史，西方人的自卑是在骨子里的，西方人在历史方面刻意抬高自己，补充完整西方史，对自身黑暗的中世纪闭口不谈，中国在开化文明的时代，西方人的丑陋肮脏的嘴脸正为世界所厌恶。看看罗素对西方史存伪的厌恶，当中国人质疑西方史时，总有一些中国人做西方的卫道士，近现代西方史学家对西方史质疑是客观的。西方伪史和西方史存伪是两个概念，西方史存伪是客观的。汤普森说：“在19世纪以前的两千多年中，关于希腊时代以前的世界史，人们并不了解任何新情况，直到19世纪初。罗塞塔石刻提供了辨认古代埃及象形文字的钥匙。这个著名的石刻是1798年跟随拿破仑到埃及去的法国学者发现的。”汤普森《历史著作史》 上卷，西方国家关于欧洲中世纪以前的真正的“信史”研究，是从拿破仑时代的考古实物工作以后开始的，英国人爱德华·吉本在18世纪在没有实证的历史资料的情况下杜撰出了《罗马帝国衰亡史》关于罗马历史的“巨著”，曾三次删改文稿，爱得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更应该是文学性历史小说，而不是历史，其史学真实性远不如中国的《三国演义》。西方史存在夸大做伪。

        美国的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美国的威利斯顿袄尔克的《基督教会史》，也包括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他们在描述西方17世纪之前的历史和思想史的时候，基本都是像写小说那样，采取虚写，19世纪之西方古代历史的著作和希腊思想家的著作很少被引用引证。辨伪学兴起于西方，西方伪史论不是中国的专利，反而是西方先兴起的，（汤普森语，他屡屡将西方19世纪以前的各种历史著作说成是中国的鼓儿哼“说书”），或者说，他们在当时已经有确凿证据，清楚知道这些历史典籍和思想史著作（罗素在自己的《西方哲学史》中多次提到过古希腊古罗马的哲学著作的不可靠性）。中国元代授时历比欧洲现行公历早三百年，授时历就是最好的证明，欧洲历法在中国授时历基础上修正的，西元纪年以耶稣诞辰日纪年是在欧洲文艺复兴后确立的，西方史根本没有现代历史纪年的观念，欧洲没有修史的历史惯例和制度。欧洲的文艺复兴是得到东方中国科技文化的传播与学习后发展起来了，这在欧洲十五世纪到十九世纪很多著作中都有相关论述。中国五千年文明史是新文化运动后确立的概念，中国古人对此有很多论述，晋人张辅之说，举其成数而言。张辅说：“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晋书》卷六十《张辅传》)。中国历代史家对秦汉以前的历史年限都有相同的认识，历史是历法的依附体，没有历法历史只能称为史，三皇五帝夏商周采用虚年约数是史学界的共识。《史记》上起黄帝，下讫汉武帝太初年间。太初在公元前104至101年，黄帝至今5000年。三皇五帝史料在历史上孔子合编《尚书》时做了选择性删减，后世虽有补充，依然不得完整，上古七十二帝应是虚数，华夏远古方国应是更多，从考古发现来看，在六七千年中国存在众多部落国家，与上古史是吻合的，没有地下考古文字证明，但所有的文化遗址确是最好的证明。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以人民为中心”对上述三个各自运转的“中心”起到了巨大的整合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并不回避文学的雅俗问题，而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新文学和文艺、通俗文艺做了系统论述，指出“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但这里并不是不要市场、不要通俗，而是不要做奴隶，不要低俗，针对市场经济的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学提出了新的标准，“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文学界的整体格局由此发生巨大转变。纯文学（新文学）的重要性得到了充分认识，逐渐在文学领域重新占据重要位置；畅销书发生转型，比如官场小说的消失、科幻小说的兴起等；网络文学也从“野蛮生长”转入到作协的规划之中，在题材手法上也更加关注现实题材，更加注重现实主义，文学界“三分天下”的格局正在相互竞争与争鸣中形成一种新的、开放而又统一的体系。


          从“走向世界”到“中国故事”，重建中国文学的主体性。新时代文学注重讲述“中国故事”，是对新时期“走向世界”倾向的一种反拨。新时期以来，“走向世界”成为文学界最引人注目的倾向之一，但以今天的视野看来，这一倾向也存在不少值得思考的问题。首先，中国本来就在“世界”之中，所谓“走向世界”却先在地将中国排除在外，尽管这只是一种抽象的表达，但在理论与语言层面都难以自圆其说。其次，所谓“走向世界”，主要是指走向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不是“全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不包括印度、伊朗等亚洲国家，也不包括非洲和拉美国家，更不包括今天“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现在看来，当时的世界图景只是特定年代的一种“想象”，我们今天应该打破这样的思维框架，重建一种新的世界图景，只有在这种新的图景中，我们才能更清醒地认识中国，也才能更清醒地重建中国视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把作品在国外获奖作为最高追求，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那一套，绝对是没有前途的！”这是对西方化倾向的当头棒喝，也是对中国文学主体性的呼吁，极大地扭转了当代中国文学的整体倾向。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人的文化自信越来越强，整体社会氛围和人们的自我意识也在发生变化。新时代的中国作家也更加自信从容，开始以平视的眼光看待世界，获得了新的主体意识和新的世界图景，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变化。



         讲好“中国故事”的提出是文化自信的表现，也突显了新时代中国文学的主体性。但是另一方面，“中国故事”与“走向世界”并不是截然对立的，我们不以西方化、精英化、现代主义式的审美作为中国文学的原则，但是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学习借鉴西方文学，而是更注重在学习之后能够有自己的独创性表达，这更符合艺术规律与创作规律；“中国故事”也要“走向世界”，我们讲述中国故事是在讲述中国人的生活与梦想，而这既凝聚了我们民族在这个时代的精神与美学，也可以向世界展示新时代中国的崭新形象。同时新时代文学也是开放的，我们不仅可以讲述中国故事，也可以讲述世界故事与宇宙故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文明新形态”等思想命题，就超越了简单的中西对立，而在更高层次上、从整体上思考与把握人类的命运，我们也应该在这样宽广的视野中重建中国文学的主体性。
 
         由此联系到央视为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和文化传承双座谈会》上讲话精神，而开播的宗师列传，唐宋八大家篇，正契合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下文化的第二个结合（第一个结合是毛泽东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取得了中国革命建设暨改革开放的伟大胜利，第二个结合是习近平把马列主义在第一个结合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当今实际，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由此想起少时上学跑早操，腿长个高的同学跑得快远，上早课的钟声响后，跑得远的同学迟到了，这个童趣移用来比喻用中国传统文学抵制“全盘西化文学”也有内在的逻辑联系纹理，这些举措具体表现在习近平讲话读本用古代汉语中的繁体字出版，适应港、澳、台及海外传播，高考英语试卷由150分降到120分至100分……，因为中国现今的崛起，孔子学院普及全球，世界青年学汉语者与日俱增，由此我们可以大胆地类推假设预言，若干年后，新的世界老子、孔子文学奖，必将大于或取代诺贝尔文学奖，到那时，英语等国外一切语言，若要参评世界级新的老子、孔子文学奖，那语言不翻译成汉语中文，岂能参评否？！况且，我们中国汉语言文学是世界上唯一没有断档的文学这就是中国人的文化自信。这样就能为文化强国建设和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寻到了新的途径。

        下面的例证就是论证和充实第二个结合论断的正确性：其一，唐宋古文运动是针对魏晋南北朝佛教涌入，八股骈文盛行，由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苟洵、苏轼、苏辙倡导的一次文风、文体、文学语言革新运动。

          韩愈等人举起“先秦两汉时期的散文”旗帜，提倡学古文，习古道，以此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儒家思想。它形式自由，内容翔实。所谓“反对骈文"，是指六朝以来讲究排偶、辞藻、音律、典故的文体。骈文中虽有优秀作品，但大量的是形式僵化、内容空虛的文章。骈文作为一种文体， 成了文学发展的障碍。这主张得到了柳宗元等人的大力支持和社会.上的广泛反应，逐渐形成了群众性的斗争浪潮，压倒了骈文，形成一次影响深远的“运动”。

         贞元以后，社会暂时安定，经济有所发展，出现了“中典”的希望。这样韩愈等人倡导古文运动的时机也就成熟了.他们提出“载道”、“明道"的口号，这是古文运动的基本理论。他们重视作家的品德修养，重视写真情实感，强调要有“务去陈言”(韩愈《答李翊书》)和“词必己出”(韩愈《南阳樊绍述墓志铭》的独创精神。他们一方面亲自实践，一方面又培养 了许多青年作家，使古文运动的声势日渐壮大。

        北宋时期，以欧阳修为代表的一些文人，极力推崇韩、柳，又掀起一次新的古文运动。一面反对晚唐以来的不良文风;一面提倡继承韩愈的道统和文统，强调文道统一，道先于文的观点，写了大量平易自然、有血有肉的散文，共同扫清了绮靡晦涩的文风，使散文走上了平易畅达、反映现实生活的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思想解放就是观念的转换、认识的深化，就是发现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从思想解放的高度阐释“第二个结合”的伟大意义，表明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指导作用机理的认识有了新飞跃，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认识有了新视野，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契合性的认识达到新高度。

         其二，欧洲文艺复兴是在东方文明的刺激下发展起来的，东方航海活动，社会经济繁荣富庶，人文思想的进步深深刺激了西方人，至清康熙，西方人对中国的崇拜无以复加，那时西方人非常崇拜康熙帝，一个东方大国的皇帝能去种地，这在西方统治阶级影响深刻。学习和模仿中国是一种流行文化，“中学西传”是中国思想文化传播到西方，便受到西方世界尤其是西方思想家们的青睐与重视，对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古典哲学思想、唐诗宋词元曲等不同类型文学艺术，经典建筑园林，社会政治，监察司法制度，科举制度，农商业生产，中医药学等社会方方面面被先后引介到西方世界，对西方思想界、文艺界，社会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

         文艺复兴运动是14.16世纪欧洲资产阶级在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反封建运动，新兴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标示着复兴希腊。罗马古代文化旗帜反对教会精神统治的封建文化，宣扬个性的解放等人文主义思想，用资产阶级“人道”人性、标榜“人权”经院哲学，倡导理性、自然、研究科学，反对封建势力的神道，“神性、“神权”和禁欲主义的“来世观念”，肯定“人”是现实生活的创造者和享受者”，初始于意大利，后来扩及德国、英国、西班牙、荷兰等国家。13世纪《马可波罗游记》利用文学作品的形式，把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的富庶文明介绍到了欧洲，激起欧洲人发财的野心美梦，文艺复兴的进程，火药领航西方舰军技术为世界先进，意大利米兰，佛罗伦萨造纸业兴起，推动欧洲古典文化和新兴文化著作大量出版，加速科技文化，先进思想传播，1492年哥伦比亚到达美洲，1498年瓦斯哥达加马罗盘仪的应用，发现非洲南端好望角印度新航线，1522年麦哲伦完成第一次环球旅行，这些人类征服自热梦想的实现都使欧洲人的自信心增强，也使他们从亲身实践中认识到人和基督《圣经》吹捧的上帝，一样高大自由，人在探索自然中实现自身的价值。
  
        与此同时的欧洲文化界也出现了一批新的人文主义思想作品。他们从希腊罗马的人本思想和理性精神，《圣经》基督的平等、博爱、仁慈、宽恕思想提炼出了以人为中心（中国当代“以人民为中心”）“自由、平等、博爱”的欧洲资产阶级人文主义精神。

         这些国家的作家和作品分别是：但丁的《神曲》，薄伽丘的短篇小说集《十日谈》，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莱特》，塞万提斯《唐吉坷德》，达芬奇《画蛋》等，在欧洲意识形态领域的这一大批文学作品为载体掀起了反对教会宣扬的封建神道、神性、神权，禁欲来世，提倡以人为本个性解放的人文、人道、人权的思想大解放运动。

          1585年，西班牙人门多萨撰写的《中华大帝国史》在罗马出版。自哥伦布“大航海”以来，无数的欧洲人来到亚洲。在近百年时间里，或与中国人接触，或进入中国，或通过亚洲人间接掌握中国信息，将中国商品、与中国相关的信息，源源不断地传到欧洲。门多萨穷尽一切可能得到的信息，撰写了该书。其大致与中国史籍记载相符，门多萨说：“中国如果愿意，征服全世界的疆域是件轻而易举的事，但他们的统治者以仁义治国，不会干这种见不得人的勾当”（中国和平共处五项外交原则，强盛也不称霸）。门萨多在书中抨击基督教徒们当时在全世界所做的罪恶勾当。书中说：“（中国）皇帝在每座城市用自己的钱设置有书院和学校，他们在里面学习写、读和算，及至学习自然或道德哲学、占星学、国家律法，或其它奇特的科学。……为此人人都学读写，哪怕再穷的人。”当时，在中国的西方人想方设法购买中国出版的一切书籍，“因为中国人有大图书馆，价钱便宜，并且这些知识都是真理”。门多萨到过吕宋岛未能进入中国，他对中国无比向往，因此他的书难免对中国有一些浮夸。

        这场运动冲破了中世纪基督教文化是重重樊篱，打击了中世纪的神权统治，它虽然是发掘整理和研究古希腊罗马的文化遗产，但实质上并不是，为了恢复古代旧文化，而是借着反对封建理念，摆脱了中世纪宗教教义和封建思想桎祜，建立了适应新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所需要的新的思想文化，开辟了欧洲历史的新纪元，是西方近代文化的开端，为欧洲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从观念形态上开辟了新的道路。

         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是历史上较早把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而且也是最有影响的一位。根据《马可·波罗游记》的记述，1271年马可波罗沿陆地丝绸之路（2023年是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十周年）到达元代的中国。1295年，马可·波罗回到威尼斯，因参加海上战争战败而被俘入狱。同狱作家鲁斯蒂谦诺根据他口述在中国的见闻，写成了东方见闻《马可·波罗游记》。这部著作的出版，极大地刺激了西方人迫切探索东方的欲望，该书成了西方人了解东方的窗口。马可·波罗对东方广阔地域的描绘，激发西方人探索东方的热情，到中国明代郑和大航海活动深深刺激了西方人，来自东方世界的信息是导致15世纪西方开辟新航路做出地理大发现的动因之一。西方的地理学家根据马可·波罗的描述绘成早期的世界地图，使西方人对东方第一次有了了解，从而促进了东西方早期文明的对接。从十四世纪末到十八世纪初， 西方的传教士、外交官员、旅行者把富庶东方中国的介绍欧洲，西方人大开眼界，也丰富了文艺复兴的题材。文艺复兴时期的一批巨擘都受到中国影响，英国文学始祖约翰·波德的《东方见闻录》（作者托名曼德维尔）不但当时影响巨大，而且还影响了19世纪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写作。来自东方中国的人文思想是西方人思想启蒙，启蒙运动前期的代表培尔就吸收了中国的宽容思想、无神论思想和伦理哲学。伏尔泰是中国思想在法国传播的集中代表，他在《风俗论》中花了大量篇幅介绍中国历史、文化、伦理和科学，而且给出高度评价。孟德斯鸠则充分讨论了中国法律、伦理和宗教等。德国最重要的代表作家、艺术家有莱布尼茨、沃尔夫和歌德。莱布尼茨编辑出版了《中国近事》《中国皇帝传》，写作了《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还和传教士有大量关于中国各个方面的通信，成为德国汉学兴起之前对中国关注最多、评价最高、成就最大的世界级大思想家，也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典范。歌德在其后半生表现出对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学的极大热情，并为此出版了多个剧本和诗集。在哲学上，歌德主要关注中国的儒家伦理思想特别是孔子的道德哲学（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晚年则倾向于中国自然思想（即老子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18世纪的西方哲学家康德、赫尔德、黑格尔和再后来的海德格尔和胡塞尔等也都关注中国哲学。近代实验科学的鼻祖培根也在书中多处描绘中国，而且是最早提出中国火药，指南针，印刷术“三大发明”传入推动欧洲发展的西方人。罗马“历史之父”希罗多德书中写道，“东方文化是一切文化和一切智慧的摇篮。”，他以丰富的想象力，将中国定位于万里之遥的“北风以外”。在希腊人的宗教信仰中，“北风以外”的人们是被太阳神阿波罗所宠爱的民族。在古希腊，人们都极度美化中国，只要有关中国的一切都是美好的，极其不吝赞美。



        15世纪，英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也是中国文化的爱好者，著名作家丹尼尔·笛福就描述说：“女王本人爱好穿中国服装，屋里充满了中国元素。”当时的英女王宫廷里面往往要挂上几幅中国图案的丝织挂毯，摆上许多中国精美的瓷器。十七世纪，新航道开辟后，中国丝绸开始畅销欧洲，中式服装也风迷西欧王室。1667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在典礼上穿着中式服装出场，瞬间惊艳了所有人。从此以后，在重大典礼上穿着中式服装，就成了欧洲政要精英贵族们的高品质追求。那时欧洲的服装设计师在服装里加入中国元素，明清服装里的花鸟丝绸图案，也在欧洲服装里大量出现。中国瓷器进入欧洲以前，西方人日常的器皿多以陶器、木器和金属器为主。瓷器传入欧洲后，西方人对来自中国瓷器的痴迷程度超过了中国人对瓷器的喜爱。以赊店为中转站的中蒙俄欧万里茶道的开通，中国茶叶引入欧洲后饮茶成为流行风尚，遍及欧洲王室和上流社会。在18世纪，茶叶成为英国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甚至被誉为“所有医生公认的最佳料”。古代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在欧洲成为主流商品，中国的园林建筑影响欧洲。明朝万历年间，西班牙学者门多萨等人，向欧洲介绍了中国的宫廷建筑，四通八达的驿道，“凯旋门”一样的石牌坊，还有伟岸的大桥，叫西方人叹为观止的房屋桥梁建筑。借用门多萨的话说：“在中国，到处都有了不起的建筑家，他们可以造出世界上最好的建筑来”。欧洲王室最为神往的是中国的园林建筑。在中国的写意园林建筑思想传入欧洲后，欧洲的宫廷园林都以模仿中国园林建筑风格为时尚，慕尼黑的水仙宫是中式园林代表建筑。

         十六世纪开始欧洲贵族沙龙讨论有关中国的话题是一种时尚文化，除了中国的日常用品和艺术品外，欧洲人对中国文明也非常感兴趣。在17-18世纪启蒙运动之时，欧洲正处于思想解放运动时期，对中国的儒家哲学重点关注研究。当时法国、英国和普鲁士等国设立的科学院有大批学者在研究中国。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发明微积分和二进制就是受到中国周文王《易经》启发的。 明朝时期，来自欧洲的传教士们还把中国的科举制度介绍到欧洲，在曾德昭所著的《大中国志》里，向欧洲人详细介绍了中国的科举制度。当时欧洲还是采用世袭制度，而中国先进的科举制度和文官制度成为了后来欧洲各国参照学习的方案，欧洲的农奴解放得益于中国的社会制度的传播。在清朝之前，儒家学说在欧洲人眼里是一种先进的思想，中国是一个令人神往的理想国度。中国古代的人文思想是欧洲文艺复兴启蒙思想的助推器。

         在工业革命的加持下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对比开始衰落的东方中国，西方人的优越感开始萌生，对中国的否定和丑化开始出现，把中国思想文化对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促进作用尘封记忆。西方人就是在种背景下为了抬高西方文明的优秀性，补充完善了西方的历史及人文学科领域的方方面面。

         其三，中国的落后并非思想文化的落后，清康熙帝就是学习西方科技的帝王，但康熙帝并未将西方文化推广到民间，愚民政策是为了封建统治，而文字狱恰恰打压了进步思想的迸发，限制了东西方科技文化的交流。清代的大兴文字狱打压民族思想进步是造成清代落后的主因，是国家政治政策不适合时代发展的问题，是对世界认知与自我比较存在差异而谋动的问题，日本沙俄就是变法图强的。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中叶，西方人控制了世界学术话语权，将西方否定中国文化的观念向中国渗透，影响了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几代的中国人，中国人没有正确反思落后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几代的中国人将中国的落后归结到儒家思想和封建帝制，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曾说孔子何罪于今人，事实上中国的落后不仅仅在于泱泱大国的盲目自大，也是西方殖民侵略造成的，东方的中国被动封关自守，西方的殖民强盗同时也扼杀了中国文化里的开放包容。明清的海禁政策都是外部因素造成的。现代中国的改革开放，科教兴国是国家的政策问题，是思想认识的问题，而不是儒家思想文化落后的问题。中国落后于西方不主要是国家体制问题，日本的明智维新，沙俄彼得大帝学习西欧都是旧政策转变，以适应新发展的要求，与帝制没有必要关系。黑格尔对东方中国的史观同样是浅白的解读，帝制不是一国家落后主因。古代中国只有科学技术，没有科学理论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元代赵友钦的《革象新书》是一部探究天地四时变化规律的著作，书中记录了他的几何光学实验活动及其成果。赵友钦的研究表明照度随着光源强度增强而增强，随着像距增大而减小这一的定性照度定律内容，在西方 400 多年后才由德国科学家来博托得出照度与距离平方成反比的定律。他从客观实验出发，采用大规模的实验方法去探索自然规律的科学实践，这在世界物理科学史上也是首创的。比世界著名物理学家意大利的伽利略早两个世纪。元代在科学技术理论，学术研究方面远远领先欧洲，元代在农业，纺织业，数学，天文，历法，航海，工商业领域引领世界，航海家汪大渊《岛夷志略》对西方影响深远。中国近代的科学技术落后是明代长期海禁，清代封关，大兴文字狱造成的。

         伴随西方的殖民侵略还有文化侵略，那就是中国的文化不如西方文化被定性，在历史学上，西方人没有谦逊恭谨慎言的学风，以双标的态度否认中国历史。中国儒家文化是不断发展的文化，儒家最伟大的一句话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真正意义上人人平等。汉孝文帝李唐太宗皇帝北宋仁宗时期全国一年刑事案件之数不如今地方一市，中国古人的道德素质是现代人所比不了的，儒家思想教人立世，有担当有责任，横渠四句就是中国人为国家民族奉献担当责任的立世情怀的精神体现。

         马克思的《资本论》与中国西汉桓宽的《盐铁论》有相通的观点，但马克思的《资本论》没有《盐铁论》关于中国思想“义”的观念，义理是中国人的普世价值观念，前苏联的解体就是资本论只有恶性而无义理的根本体现。



         今天的中国人的历史观是有问题的，对中国史的黑化丑化，如吕思勉先生的一些观点存在黑化丑化历史人物之嫌，如洗白曹操，黑化诸葛亮等等，又如吕思勉胡适对秦桧的翻案，甚至是极端的选择性失明，是缺失历史的客观性的一种主观浅薄认知。

         中国新文化运动从另一个角度看是受西方意识形态的洗脑，对自我存在极端否定，当然这是特定历史时期，但对中国的百年影响极其深远。西方史学观念严重影响着几代中国人，黑格尔对中国史存在片面极端的解读，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可以是包容开放和谐的自然选项，西方的殖民侵略则是原罪的外放，西方人对蒙古侵略战争的认知与自身的殖民侵略有着截然不同的认知，后者被认为是文明的传播，美洲大陆由原著民变成西方人的所谓文明。欧洲文艺复兴这一名词概念是十九世纪末确立的，是东西方文化碰撞后在欧洲形成的近代工业初级文明，其文明的传播方式就是通过殖民侵略的原罪主义传播，这也是欧洲一战二战的非正义战争的根本原因，从正义的角度看希特勒发动的侵略战争是欧洲自身造成的，近现代欧洲大国间没有正义战争，只有在战争夹缝中奋起反抗侵略的小国才是正义的。今天我们看西方的选举民主存在不可避免的弊端，民主成了资本外衣包装。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史，是向前发展的，唐代史学家刘知己的历史进化论是符合历史发展客观规矩的。传承发展中国历史文化，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学习一切先进文明，学为中用，创造辉煌的中国文化，复兴中华荣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比如，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等，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我们要矢志不渝地做到以下三点：

        第一，坚定文化自信。自信才能自强。有文化自信的民族，才能立得住、站得稳、行得远。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而绵延不绝、迭遭忧患而经久不衰，这是人类文明的奇迹，也是我们自信的底气。坚定文化自信，就是坚持走自己的路。坚定文化自信的首要任务，就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既不盲从各种教条，也不照搬外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要把文化自信融入全民族的精神气质与文化品格中，养成昂扬向上的风貌和理性平和的心态。

        第二，秉持开放包容。开放包容始终是文明发展的活力来源，也是文化自信的显著标志。中华文明的博大气象，就得益于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开放的姿态、包容的胸怀。秉持开放包容，就是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无论是对内提升先进文化的凝聚力感召力，还是对外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都离不开融通中外、贯通古今。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不断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第三，坚持守正创新。对文化建设来说，守正才能不迷失自我、不迷失方向，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守正，守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守的是“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创新，创的是新思路、新话语、新机制、新形式，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新时代的文化工作者必须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

  思想解放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是历史客观规律。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每一次思想解放，都极大地推进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例如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延安整风运动为夺取抗战胜利和民主革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历史转折、我国迈向改革开放新时期作了思想准备。1992年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深化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等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对于坚定文化自信自强，扎实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必将起到巨大推动作用。

       将文学放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视野之中，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描述他们在这一伟大进程中的生活与梦想，同时坚定文化自信，传承中国文脉，超越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的简单对立，以一种更加开放包容的胸怀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与创新，不断向艺术高峰迈进。新时代文学道路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之路，是尊重文学尊严同时兼容不同探索方向之路，是讲述中国故事同时也胸怀天下之路，这样的道路是宽阔的，平坦的，但也是来之不易的。新时代文学十年来，中国文学的整体格局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文学的发展道路更加坚定明确，众多作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为我们奉献了诸多精品力作，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争取创造明天更大的辉煌！



         作者简介：杨维永，1959年1月出生于河南社旗县，1982年（至1996年）为《鸭绿江》函授学员，1986年9月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函授部）学习毕业，1987年10月18日在河南省文联主办的《文艺百家报》上发表小说处女作《过磅》，1994年任编辑职称，2005年11月7日加入中国作协，2018—202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位，出版有《杨维永短篇小说集》、《杨维永小说评论专集》等，曾获中国小说学会奖、《小说选刊》奖，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三等奖，已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