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张庆和的爱情诗（之一）
两性情感伦理话语风格与艺术差异
爱情是产生在男女两性之间的一种特殊的感情，是正常青春期成熟男女好像是自然而然流露的一种情感，是生理的适时反应与合理需求。爱情作为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话题，几乎是与人类的历史一样长。只要世界上有男女共同存在，就一定会有爱情的发生、发展，这是一种个体本能与自我相互需要，同时也是一种高尚的社会需要，是人类继续繁衍和延续的必要步骤。那么，什么是爱情？“所谓爱情，就是一对男女，基于一定的客观物质基础和共同的生活理想，在各自内心形成了对另一个异性的最真挚的仰慕并渴望对方成为自己终生伴侣的最强烈的感情。”（见《马克思主义伦理学》356页，中国人民大学罗国杰教授主编，人民出版社出版）。正是因为这种特殊情感的“最真挚”性与“最强烈”性特征，才使众多诗人们按捺不住，不断惹起诗意波澜，秀丽的爱情诗篇就源源不断了。但是因还原才华的有限，杰出的爱情诗人和诗篇还是有数的，仅仅观照一下诗歌史很快就可以明了这种创作的有限性。张庆和先生的爱情是美好的，他与老伴刘伟老师的恋情他多次在文中涉及，自豪多人想追刘伟老师以失败告终，他的爱情诗篇在诗集《灵笛》中占了前面领先的大位置，极具规模，其爱情诗贡献值得深层学术研究。（中国作家网于2017年2月14日曾以《烧掉的情书今天补给你好吗？》为题，转发了张庆和写给老伴刘伟的一封信；为此，张庆和与刘伟夫妇二人又应邀做客山东电视台影视频道录制“一封家书”，并以《你用青春守护国家，我用青春守候你》为题，于2017年9月29日20点播出）
那么爱情与爱情诗篇哪个为先？哪个据后？显然爱情诗篇的发生以致成型是在后面的，而且爱情诗篇也不是所有爱情实践者皆能为之的，只有具备创作才华者方可形成文字，因而就大多数的爱情实践者相对而言比例更是寥寥！仅就我国爱情诗篇的源头其实就是始于孔子收集的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也是仅仅从西周至春秋的305篇内的有限篇数。比如《诗·关雎》《诗·女曰鸡鸣》《诗·鸡鸣》《诗·绸缪》等等名篇，而西周之前的夏商甚至更远的“爱情”大概早就存在了！但是因主观客观等多方面的限制，没有或无法记录就很是可惜！后来的“乐府”就是政府行为了，《江南》《杨叛儿》《折杨柳歌辞》《幽州马客吟歌辞》等存在了下来。再到后来的《上邪》《陌上桑》《孔雀东南飞》等才开始是真正文人的创作，到了此时才是真正的有意识自觉爱情艺术创作，而在这之前的基本上都是“自发”或“集体无意识”的顺口溜，陈述的表征最明显。我们看看《上邪》就能明了这一艺术倾向：“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类似于今天的“海枯石烂”。这“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就不是一般非文人的陈述了，而是借物暗示，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直来直去的“顺口溜”已经不是一个概念了！所以杰出的爱情诗篇还是文人们写得好！审美愉悦味道最浓！就当今的爱情诗篇观照，不能否认艺术上的创造是有的，成绩也不小，但是总体逼近艺术创造还是薄弱的，有的甚至都步入了“下半身”的歧途。相较而言，我们的确看出了张庆和先生的突出丰满与延展，而且它的直接表现形态是多方位的、多棱镜的，有不同时间的，有不同地点的，有不同关乎物件、事件的等，如《祷祝》《索链》《回答》《月路》《月圆的时候》《我们……》《你曾经走进我的生命》《我们的事》《守望》《情人节》《美丽的梦》《没有你的日子》等等，甚至《寡妇嫂》《窑炉班，成了一块“风水地”》等等的他者情爱，也走到了诗人笔下！
可见这“爱的对角线”成立之后，“春天来了/都相信不会再飘雪花/一切都绿了/我们的心/更绿得出奇”（引自诗集《灵笛》017页，《我们……》），爱情的魔力可以专制季节“不会再飘雪花”，它是一道“解不开”的“方程试题”，更是“难猜的谜语”（引同上018页）！张庆和先生的两性“方程式”尽管难猜，我们觉得也不能笼统概括，他渲染的两性情感伦理厚重博大，艺术演绎纷繁辽阔，我们也想分层次的靠近，以便科学定位他两性爱情诗的突出贡献，抛出几砖，或许能引来更多晶莹碧透的玉也未可知。
评张庆和的爱情诗（之二）
第一首爱情诗诞生及其凸显的文学意义
关于自己的第一首爱情诗,张庆和先生是这样叙述的：“随着时光的流逝，来来往往的信件如雪花纷至，越来越多，彼此爱意也越来越浓厚。信纸上的话语虽然已经将两颗年轻的心拉近，可又总也难以表达内心的思念和爱意，甚至有点隔靴挠痒、纸上谈兵的感觉了。那样的时刻，我们是多么渴望两个人能见上一面啊，就像如今网友为了见面翻山越海一般，但我们那个年代，连通一次电话的可能都没有。怎么办？现实中短缺的，就去向往的‘情境’里寻找吧。”（引自《文情墨缘片片心——张庆和其文其人之四》007页，中外名流出版社2017年11月第1版，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于是，张庆和先生的第一首爱情诗诞生了，这就是后来收入诗集《灵笛》009页的《索链》，此后他的爱情诗源源不断，还帮他找回了“许久不再提及，也不敢想象”的文学梦，可见爱情的魔力的确是个“难猜的谜”！
上面这段话，是张庆和先生应《当春》小记者们采访他时当面说的。那时他在青海高原服役，守卫我国的核基地。部队5年第一次休探亲假，路过北京在二哥家小住几日，晚上，来了一位年轻貌美的姑娘，对张庆和先生一见钟情，三个月后，他接到二哥的来信，提及那天晚上问“这是他五叔”的那个姑娘，并说双方的两位嫂子都想给他们说媒，问他意见如何？正值青春年华的他没有错过这样的美好机会，回信答复了。一个月后，二哥又来信，并附姑娘的通讯地址，于是一场马拉松式的“写恋爱”就在他与姑娘之间开始了。从他的爱情启始仔细观照，他是被动的接受，而不是爱情至上者的主动出击。比如小学生、中学生的递条子，那不是正常的两性交流。一般以工作为重的社会个体，工作干好之后才考虑爱情婚姻，应该说这是正常的爱情婚姻秩序，是会得到整个社会肯定的，是可取的。青春期是每一位社会个体成长过程中一个很关键的阶段，生理与情感的基本功能也得到了合理发育并渐趋成熟，对异性的向往与渴慕也开始强烈起来。如果偶尔有了一定的方位与目标，相互吸引一段时间并开始交往后，便生发了所谓的爱情，当然这时的爱情还处于试验阶段，青春骚动便是这一阶段的一大动态特征。各有各的发泄方式，有的爱听情歌作为现实爱的空缺的弥补方式之一，使身心在爱语里得到暂时的满足，有的抄情诗，有的爱读爱情小说……有的更直接地出入异性之中寻求爱的可能。作为诗人最大的发泄方式那便是写诗了，写对爱的渴求，假设性抒发，直至抒写尝试性真切体验、真爱的描述，一见钟情式，潜移默化式，实用式，带社会功利性的庸俗式，还有一九八六年现代诗群体大展时的伊蕾的“折磨”式情爱，翟永明的“女人”，唐亚平的黑色沙漠，黑色洞穴等已是五花八门，不管怎样他们的努力至少丰富了情爱的诗域。
张庆和先生同样遭遇了青春期，生理本能的发育成熟也使他在偶然被动与异性接触，经人介绍、写信往来之后，大书特书他爱的呓语与真切体验。对于爱情诗的表达与艺术实现，因主体性格秉性及社会环境不同在表达上也有差别与出入,其动态过程以及美学艺术效果也是不一样的！
新月弯弯
柳帘羞面
湖边
你手指绞弄柳叶
“我们……”
话刚露头
又被樱唇儿咬断
踏踏踏……
你甩下个背影
拉长我的视线
从此 你身上
就总缠着
用我的目光铸成的索链
（引自诗集《灵笛》009页）
因为诗人在青海高原服役，与恋人天各一方，那个特定的年代几乎没有见面的机会，打电话也不可能，只是通过写信倾诉情感！他渴望与恋人见面，但是军人的纪律严谨，责任重大，没有机会，于是诗人难耐之际，他的厚重诗歌天赋终于也憋闷不住，走向前台来了。激情之下，字句排列，秀丽的诗句在笔下流淌，以弥补因特殊环境造成的感情空缺。而反观优秀诗歌文学名著的生成，很大一部分都是在被迫状态下诞生的，曹雪芹的《红楼梦》那“满纸荒唐言”就是因为“金满箱，银满箱，展眼乞丐人皆谤”，更感到了“人生如梦”的痛楚！于是，曹雪芹关于人生实在有许多话要说，继而他在穷困举家食粥的状态下，还不忘奋笔疾书，终著成了《红楼梦》。司马迁宫刑之后发奋著《史记》，我国先哲孟子曾经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这句哲理名言曾经贯通了我们华夏上下五千年的文化之路，多方位的引用，激荡了无数成大事者的澎湃心志。贝多芬在困顿时说：“在伤心隐忍中找栖身”。这些名人名言无疑是具有极大的显在真理特质的。而仔细观照张庆和先生不能与恋人见面，只能或不得不以爱情诗弥补这种情感欠缺，本质上讲其实也是在“受苦”！明显的标志是他在渴望见到恋人、思念恋人时，一定是自我感觉很痛苦的，“心志”苦，“筋骨”劳，“体肤”饿，“其身”乏，等等，更不用说可能的“伤心隐忍”了，如果真有伤心隐忍的可能，就明白无误道出了“大任”的被迫性、被动性。大概就是为了让张庆和先生承担创作优秀爱情诗的“大任”，上天有意让他受思恋之苦吧？！的确有这种可能！如此，张庆和先生的第一首爱情诗《索链》的文学意义就出来了：对于诗人作家们而言，受苦的时候，可能就是创作优秀篇章的最佳契机，一定要珍惜！
“爱情是天才的食粮和空气”（福楼拜，《情感教育》）。福楼拜这句名言用在这里太恰当了！本来张庆和先生的文学梦已经丢失了，是“爱情”又帮他找回了“许久不再提及，也不敢想象”的文学梦，终至成为名声响亮的作家诗人！
评张庆和的爱情诗（之三）
崇高爱情观的自觉价值取向
对于诗人、作家而言，具备什么样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便有什么样的艺术作品；作家的艺术观与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关系是很密切的，缺乏进步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也就往往缺失正确的艺术观点，唯有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中存在进步的因素，才能有正确的艺术观点。作为艺术品种的爱情诗同样如此，我们从张庆和先生的爱情诗篇里，的确读出了他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读出了“真”，读出了“善”，读出了“美”。
人生于世，总难免会遇到就业、恋爱、婚姻、理想、前途、生老、病死等人生问题，这些问题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考。人们在对这些问题思考过程中，不仅会形成为具体问题的具体看法，而且也会形成关于人生目的，人生意义等根本问题的一般看法，因而由此确立对待人生的根本态度，这些就属于人生观的范畴。所谓人生观，就是人们对于人生的根本看法和态度。实际上，人生观是每一个理智健全的人都具有的，只不过有的人意识到，有的人没有意识到，有的人的人生观科学正确，而有的人的人生观错误荒诞罢了。由于人们所处的社会生活条件不同，在社会中的阶层属性不同，政治地位不同，生活经历和境遇不同，因而就有了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享乐主义人生观、价值观，是从人的自然本性出发，认为人生的目的和意义就在于满足人的生理本能的需要，实现物质享受的需要欲求。“醉酒当歌，人生几何”“今朝有酒今朝醉”等就是享乐主义人生观、价值观的典型概括。悲观主义（或厌世主义）人生观、价值观，是某些社会个体的落后消级悲观，无可奈何的绝望情绪，他们以为，人生充满了矛盾和烦恼，世界是个苦海，生活毫无乐趣，人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因此面对人生，得过且过，乃至厌世轻生。实用主义人生观、价值观，认为宇宙的一切都同人类生活的“好处和目的”相联系，毫无规律和客观真理可言，因此人生的目的，就在于服从个人意志和主观愿望，“方便”和“有用”是衡量人生价值的惟一标准。拜金主义人生观，认为“金钱万能”，追求金钱是人生最高的目的，把金钱作为衡量人生的价值尺度。以上这些人生观都是以个人为出发点和归宿，以利己为轴心来规划人生，以形而上学为其思维方法，反映了狭隘的私利，都是消极、不够健康的道德境界。那么，他们的爱情观也就可想而知，他们或许也有爱情诗篇，但一定是庸俗不堪、缺乏积极意义的。
艺术原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对社会生活不能真正认识，对于反映社会生活的艺术就难于有真正的理解。例如法国十九世纪曾经名噪一时的诗人沙多勃利昂，原是保皇党人，曾任复辟政府大臣，而他作为文人在当时那么有名，如马克思所说：“那只是因为他在各方面都是法国式虚荣的最典型的化身，这种虚荣不是穿着十八世纪轻佻的服装，而是换上了浪漫的外衣，用新创的词藻来加以炫耀，虚伪的深奥，拜占庭式的夸张，感情的卖弄，色彩的变幻，文字的雕琢，矫揉造作，妄自尊大，总之，无论在形式上或在内容上，都是前所未有的谎言的大杂烩”（见《马克思致恩格斯》1873年11月2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102页），此人一定恋爱过，也可能写过不少爱情诗篇，但是因为低俗，不可能流传下来。相反张庆和先生坚持积极进取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因而他的爱情诗篇是积极的、向上的，充满“真”，充满“善”，充满“美”：“让我们一起去蔑视痛苦”“爱情是创造而绝非传教”“相信自己是蓬勃的根须/正在静静地注视前方”“我在祷祝中念你的名字/每一声都是划响的火种/点燃谁其实并无紧要/冥冥中只要你在呼唤”（引自诗集《灵笛》003——004页，《祷祝》）；“想象是一种惯用工具/把你任意捏塑或者雕刻”“依偎黄连树成长的岁月/你是牧场我是那只温驯的小羊”“你的心装什么我不知道/我心里荡漾的依然是热血”（引同上006页，《凝望》）。而且更与祖国和人民深层牵系起来了：“她要我收下诚挚的爱情/但不能悄悄地藏在心底/要转达给手里的钢枪/要告诉巡逻道上的足迹……”“我身旁流着一条小溪/源头就在姑娘的心里/载着理想，载着爱情/流向祖国肥沃的土地”（引同上145——146页，《我身旁流着一条小溪》），等等。
包散尼说：“庸俗的爱情是没有价值的，不和谐的，短暂的，可是德性的爱情却是生死不渝的。”黑格尔说得更明确：“爱情里确实有一种高尚的品质，因为它不只停留在性欲上，而是显出一种本身丰富的高尚优美的心灵，要求以生动活泼、勇敢和牺牲的精神和另一个人达到统一。”（引自《美学》第2卷332页，黑格尔著，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也许由于诗人曾经是军人的特殊身份，让他的爱情诗皆超出了一般而彰显了高尚、洁净等能量，自觉超脱庸俗！这种“高尚的品质”以及“本身丰富的高尚优美的心灵”在我们的具体接受过程中，的确获得了程度不一的关于爱情思想与艺术的双重洗礼，身心极为愉悦。
作者许庆胜，男，大学本科毕业，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莱芜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莱芜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莱芜市政协《江北诗词》编辑部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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