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近年中国出现的“学院”改“大学”热潮

      近年，中国教育体制及教育观念发生了大的变化，这是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侧面。与发达国家的教育状况不同，中国教育充满矛盾，也充满生机。这种状态，单从入学年限、课程设置以及就业途径等无法说清。理解这种教育转型过程中的痛苦及其可能性，必须以近百年中国文化进程为背景。

      以教育为立国之本，中国人有此传统。晚清康梁提倡改革，以废八股兴学堂为突破口，这既有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刺激，也符合中国古已有之的“学为政本”的观念——这里的“学”，包括文化教育与思想学术。可是，出于对落后挨打局面的强烈不满，以及对国富民强、迅速崛起的殷切期待，使得这个世纪的中国人，对“毕其功于一役”的政治革命更感兴趣，而相对忽略了“百年树人”。“教育救国”的口号，很快消失在炮火硝烟之中。从毛泽东的“二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服务)，到邓小平的“三个面向”(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再到1993年发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国教育总算逐渐走上正轨，但在我看来，问题仍然多多。如果说可能对下个世纪中国的发展“卡脖子”的，我以为不是经济学家大声疾呼的能源匮乏或交通瘫痪，而是积重难返的教育危机。正因如此，在中国，教育不仅是教育家的事情，而是每个有良知有远见的知识者都必须关注的问题。我不是教育家，只能从一个普通知识者的立场，谈论几个外界感觉新奇的现象。

      首先，如何理解近年中国出现的“学院”改“大学”热潮。许多国外朋友对此表示困惑，问我为什么要把“化工学院”改为“化工大学”，“师范学院”与“师范大学”到底有多少差别？这个问题应该由国家教委来回答。按教委规定，“大学”的办学规模、师资队伍以及课程设置等，都应不同于“学院”。在我看来，关键不在于这些可以量化的具体指标，而是体现了中国教育路线的改变：由师法苏联转向借鉴欧美。

      晚清的学制设计者，喜欢说“上法三代，旁采泰西”。前者是门面话，后者才是实情。而“旁采泰西”又往往以日本为媒介，故其清末公布的各种教育章程，受日本影响很深。1902年发布的《钦定高等学堂章程》明确区分“高等学堂”与“专门实业学堂”，第二年，又有《奏定大学堂章程》，规定大学分经学、政法、文学、医科、格致、农科、工科、商科八科，“京师大学务须全设”，外省大学可以酌情减少，“惟至少须置三科以符学制”。这种纸上谈兵后来有所修正，1914年《教育部整理教育方案草案》鉴于各地经济实力及文化基础参差不齐，主张“大学校单科制与综合制并行”，不过，在一般人心目中，单科大学总是不如综合大学正规。

      50年代初(1951—1955)，学习苏联，进行院系大调整，出现大批“单科大学”，并按其专业改称某某学院。“学院”之不同于“大学”，就在于抛弃了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确立的通才教育，而改为强调实用性，其中尤以文、理的分离最为突出。减少专业，强调实用，不只是使得学生知识面过于狭隘，而且由于国家重视“实业”而忽略文法财经(比如政法系科的学生，1947年占大学生总数的24%，1952年降为2%)，对国家的法制建设及现代管理影响极大。另外，在单科制的学院里，文理渗透以及科际整合无法展开，难以适应现代学术发展的需要。当然，这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重新面对并接受西方文化有很大关系。在此意义上，我对“学院”改“大学”持欢迎态度。只可惜中国的事情总是一哄而上，如今的大学改制也有很大的盲目性。

      其次，我想谈对近年大学“经商自救”的看法。从研究所办公司，到教授卖馅饼、北大拆南墙，新闻媒介做了不少渲染，以致成了在国外常被询问的话题。中国的大学教育长期靠政府拨款，专业设置以及研究课题，因而也就受制于国家的指令性计划。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影响教育体制的变革，大学的课程设置，开始受资金来源和学生择业的制约，这是一种几乎无法抗拒的潮流。可要是说综合大学不搞科技开发，便容易知识老化，对最新学术发展不敏感等，这最多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政府“没钱”办教育，而不得不将大学“部分地”推向市场。并非所有的学科都能靠“转变观念”来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比如数学、文学、天体物理等。教育及基础研究作为国家的“长线投资”，不可能马上回收。政府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不至于愚蠢到要求哲学家去搞“科技开发”；可研究经费的缺乏及教师薪水的微薄，使得许多大学校长以及各系主任都以“创收”为硬指标，而相对淡漠不能马上来钱的日常教学和基础研究。在没有基金会支持的情况下，将大学教育推向市场，在我看来，弊病极大。目前，整个中国教育界弥漫着商业气氛，即使短期内能救急，其后遗症也相当可怕。真是瞻念前途，不寒而栗。

      再次，我想谈谈近年发展颇快的私立学校。“学在民间”，本是中国的传统。自孔子首开私门讲学与著述，两千年来，私学与官学并存。在某些特定时期，前者对中国学术文化的贡献甚至比后者还大。晚清变法维新，康有为与章太炎在官学、私学之争问题上意见尖锐对立。前者寄希望于自上而下的变革，“伏乞明降谕旨”，强令民间的书院、社学、学塾改为新式学堂。这种思路，隐含着由政府统制教育的要求。1949年以前，由于政府经济及管理能力有限，私学仍长期存在。1947年，全国专科以上学校中，私立者占38%(上海甚至达到75%)。中、小学(包括私塾)中，私学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50年代，随着教会学校的取消与各级私立学校的改为公办，政府对教育实行了有效的控制。这种一统化的教育体制，以及将学校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的思路，虽有利于“思想改造”，但切断了民间办学的优良传统，使得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根本无法实现。由于教育经费严重不足以及教育观念的转变，政府开始调整策略，重新允许私人办学。

      90年代中国教育的一大景观，便是私立学校的大量涌现。1993年初公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改变政府包揽办学的格局，逐步建立以政府办学为主，社会各界共同办学的体制。”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境外资金独立创设综合大学的步子不会迈得太快，所谓“贵族学校”的提法也会受到某种限制。但总的来说，私学的恢复以及可能的发展，必将对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教育体制的改变，短期内是“救急”，即调动民间的资金，为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做贡献。长远来看，对实现教育的相对独立，允许并鼓励多种声音、多种观念的并存，进而改变已有的中国文化格局，会有更加积极的影响。

      最后，谈谈中国的基础教育问题。把它留在最后讲，并非因其不太重要，而是这话题太沉重了，以致感觉颇难开口。前两天，有位日本朋友指着中国政府公布的1993年统计公报悄悄问我：这是真的吗？中国现在经济发展那么快，为什么还有那么多适龄儿童辍学？到过北京、上海、广州的外国朋友，大都不能想象中国还有近两亿文盲。单解释为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教育经费有限，实在不得要领。十年改革，成绩有目共睹；唯独政府对基础教育的重视不够，从长远看是一大失误。开展“希望工程”以及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办学，只能起缓解危机的作用。教育投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太低，国内舆论始终不以为然。如果中央政府无法用立法程序来规定教育的投入，在经济刚刚起步的中国，“教育第一”只能是一句空话。这方面，国外的报道已经很多，我没有更新鲜的说法。再说，不曾从事实际的政治操作，不了解政府决策的内幕，只是意识到中国教育目前潜藏的危机，并对此表示深深的忧虑。至于政府的苦衷以及改变现状的良策妙方，只能请教国家教委，我没有权力越俎代庖。（1994年初春）
                    编辑：红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