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庙--我国的艺术瑰宝库,它是我国悠久历史文化的象征。
从广义上来说,寺庙不佛教仅仅与佛教一家有关。但在佛教中,寺庙就有许多种称谓:如“寺”,最初并不是指佛教寺庙,从秦代以来通常将官舍称为寺。在汉代把接待从西方来的高僧居住的地方也称为寺,从此之后,“寺”便逐渐成为中国佛教建筑的专称。“寺”是佛教传到中国后,中国人为尊重佛教,对佛教建筑的新称呼。如白马寺、大召寺等。除此之外,如庵,那是尼姑居住的寺庙。还有石窟,那是开凿在山崖上的石洞,是早期佛教建筑的一种形式。印度早期佛寺多用这种形式。印度佛教石窟的形式有两种,一种为精舍式僧房,方形小洞,正面开门,三面开凿小龛,供僧人在龛内坐地修行;一种为支提窟,山洞面积较大,洞中靠后中央立一佛塔,塔前供信徒集会拜佛。在蒙古语中称“寺”为“召”。如大召、五当召等。另外,有称之为布达拉宫、普陀宗乘之庙等。
在道教中,寺庙的称谓也很多:道教创立之初,其宗教组织和活动场所皆以“治”称之。又称为“庐”、“靖”、也称为静宝。在南北朝时,道教的活动场所称呼为仙馆。北周武帝时,道教活动场所的称呼叫“观”,取观星望气之意。到了唐朝,因皇帝认老子为祖宗,而皇帝的居所称为“宫”,所以道教建筑也称为“宫”了。其它还有叫“院”、“祠”的,如文殊院、碧霞祠等。
儒家则称之为“庙”、“宫”、“坛”,如孔庙、文庙,雍和宫,天坛等。
伊斯兰教称之为“寺”,如清真寺等。天主教称之为“教堂”。
在原始或民间中,称之为“庙”、“祠”,如旧时奉祀祖宗、神佛或前代贤哲的地方。叫太庙、中岳庙、西岳庙、南岳庙、北岳庙、岱庙等。如祖庙、祠堂(祭祀祖宗或先贤的庙堂),有武侯祠、韩文公祠等。
寺庙文化它完整地保存了我国各个朝代的历史文物,在国家公布的全国文物保护单位中,寺庙及相关设施约占一半,谓之“历史文物的保险库”, 乃当之不愧。寺庙建筑与传统宫殿建筑形式相结合,具有鲜明民族风格和民俗特色。
同时,寺庙文化已渗透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天文、地理、建筑、绘画、书法、雕刻、音乐、舞蹈、文物、庙会、民俗等等。各地一年一度的庙会如火如荼,不仅丰富了各地的文化氛围,同时促进了地方旅游业的发展。
寺庙可以产生一个安定脸孔让一个不满的人口变得安定。
在上古时代,几乎每个城市都会有一座寺庙来供奉他们的守护神。而多数的城市都会有多座寺庙来供奉其他的神明。而到了现代,寺庙变成了一个礼拜的地方,像是礼拜堂以及教堂。在上古时代的社会中,寺庙被认为是神的居住地。信徒们会带食物、香料、稀有物等贡品来到寺庙,当做是对神明的敬意以及尊重。寺庙存在城中可以带给人们平和的效果,通常有智慧的领导人都会在城市开始成长时尽快地设置寺庙。
澳门寺庙文化
澳门宗教信仰较自由,多个著名的国际性宗教的信徒在这个小地方和睦共处。在澳门街上穿梭来往的人群中,可以见到天主教徒、基督教徒、佛教徒、道教徒、儒教徒以至无神论者,这里没有教派之间的冲突。
大部分本澳居民信奉的所谓中国传统宗教(这与澳门的人口组成有很大关系),就是儒家、道教和佛教的混合,以及与具有几千年历史的信仰交错在一起,如供奉祖先甚至占卜。正因为中国传统宗教的长期浸润,澳门有妈阁庙、莲峰庙、普济禅院、观音堂等中国寺庙存在,这是中国传统宗教植根于澳门社会的历史见证。
澳门宗教文化
佛教
佛教在澳门历史悠久,佛教徒也是澳门各种教徒中人数最多的,有6万多万人。澳门比较有影响的佛教团体有"澳门佛学社"、"澳门佛教联合会"等。全澳有佛教庙宇40多间,其中以普济禅院、菩提禅院最为著名。澳门佛教在近代的发展,首先表现在寺院的普遍重修和扩建上。寺院是佛教活动的主要场所,寺院的多少和规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佛教的兴盛或衰落。
观音信仰是澳门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澳门观音庙的修建和扩展与佛教的发展状况是同步的。澳门佛教在近代的发展与繁荣,还表现在佛学教育的开展、佛教组织的创立以及佛教出版物的出现。澳门女子佛学院即始建于这一时期,创办者是香港绅商何东的夫人张莲觉居士。张居士也是一位著名的佛教徒,热心公益,为了改善港澳地区的女子社会地位,于1929年在澳门和香港两地分设宝觉日夜义学校,又在澳门无量寿功德林创办女子佛学院。女子佛学院得到了功德林创办者张玉涛居士的大力支持,招收了数十名港澳学生,在此研习佛学,接受教育。
道教
道教在澳门曾有过一定规模,现在比较活跃的与道教有关的信仰有妈祖(即天后)。
天主教
天主教传入澳门已有400多年历史。天主教于16-18世纪在澳门传播发展,澳门从此成为不同族群汇聚之地,也是多元宗教文化交汇的地域。1576年1月23日,天主教澳门教区成立,是远东地区最早的传教中心。该教区现有6个本堂区,2个传教区,各堂区的行政、财政 独立。较大规模的教堂有20多座,其中望德堂、风顺堂和花王堂 历史均在300年以上。
葡萄牙人的天主教与华人的中国传统宗教,在澳门岛共同生存发展。澳门现有天主教徒2万多人,其中60%是华人,澳门葡萄牙人也多信奉天主教。教会在社会援助方面亦发挥很大作用。澳门天主教会主要从事中、小学教育,拥有各类学校60多所,师资近千人。教会还开办了托儿所、诊所、青少年复原所及老弱伤残院。 在天主教活动中,除了经常性的弥撒外,还有传统宗教游行(圣像出游),特别在复活节期间或圣母像游行。
基督教
基督教是1807年由英国伦敦会马礼逊教士传入澳门的。澳门现有基督教教会30多所,教徒约5000人,信奉基督教的主要是中国人。各个教会的行政、经济独立。基督教会对教育和福利事业十分热心,开设福利机构7间,小学7所,中学3所,学生合计3000多人。基督教在澳门的历史和势力不如天主教,但它的教派甚多,而且自立门户,独树一帜,如"新使徒教会"、"耶稣基督末世圣徒教会"。
巴哈伊教
巴哈伊教于1953年传入澳门,因其创始人侯赛因.阿里自称巴哈安拉而得名。该教的基层单位是灵体会,人数不多。
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国教)在澳门也有400多年的历史。16世纪澳门开埠时,亚 非地区的阿拉伯人将回教引进澳门,并盛极一时。后来随着澳门贸易地位的衰落,阿拉伯商人渐渐离去,信仰回教的人便大大减少。但每星期都有数十名伊斯兰教徒在市区北面水塘侧的清真寺做弥撒,这里也是伊斯兰墓地。印度教徒主要从事贸易活动,而在宗教事务上比重很小。
悄然兴起的寺庙文化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大地上,正在悄然兴起一股修庙建庙的热流,眼下虽政府有所节制,但依然有许多人乐此不疲。一曰古庙翻修,二曰旧址重建,三曰仿古新造。国家投资者有之,集体筹款者有之,募化与个人捐助者亦有之。这众多的庙宇,或隐于层峦叠嶂之间,或点缀于丛林绿野之内,或雄踞于江海湖滨,或镶嵌于繁街闹市……林林总总,五花八门,倒也为中国的山河大地,增添了一道异样的光彩。
晚清以来,由于战乱连绵,中国的寺庙遭到了极大破坏。50年代的极左路线,特别是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浩劫,又使许多从战火中幸存下来的庙宇,重新化为一片瓦砾。70年代以来,由于经济逐渐复苏,国门逐渐开放,人民相对安定,生活亦小有好转,主流意识形态在人们心目中日渐淡化,加之宗教政策有所宽松,于是修庙建庙之风大盛。
至90年代,修复与新建的庙宇,景况已相当可观,据有关资料粗略统计得知:
五台县清末存留庙宇100余座,现已修复50余座;
普陀岛修葺与重建主要寺院20余座,连同庵堂茅蓬可达200余座;
九华山修葺、重建庙宇达80余座;
承德著名的外八庙,现已修复七庙;
曲阜的孔庙与泰山的岱庙已恢复原貌;
号称“京东第一山”的蓟县盘山,修复与重建寺观72座;
峨眉山修复与重建寺庙近百座;
五当山明代曾有“八宫、二观、三十六庵堂、七十二岩庙”之称,现已修复六宫、二观;
恒山悬空寺现已修复一新。
著名的拉萨布达拉宫,修葺工程最为费财费时费力,在国家财力支持下,现已工程告竣,复现住日之风采……
以上不过是部分名山胜地的情况,其实在许许多多的普通城镇,修庙建庙之举毫不逊色。仅以东北柳河县为例,便可窥一斑。该县仅用一年多时间,在一座荒僻的山沟里,居然新建庙宇七、八座之多。其筹建方法堪为新奇,如土地局建土地庙,城建局建城隍庙,教育局建孔子庙,妇联建娘娘庙等等。目前,每个省、每个地区,都修复和重建了一批庙宇,个别地区县县有庙,村村有庙。数目之多,不可胜计。
修庙建庙之动因无非有四:其一是落实宗教政策,为众多的宗教信徒提供寄身修道的场所;其二为使中国古典建筑技艺和珍贵的历史文物得以保存与延续,使传统的宗教文化精神得以继承发扬;其三,改革开放后,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淡化以及传统的“泛神论”观念的驱使;其四是出于蓬勃发展的旅游业的需要。
有寺庙,便有僧侣、道众或庙祝,便有宗教活动。便有朝拜者和观光者,便有交通、旅社、餐饮、商店、照相、娱乐等服务行业。同时也必然伴随着一系列文化活动。凡是寺庙集中、建庙历史悠久的地方,它就不单单是一个古建筑群体和宗教道场,由于其不可忽略的辐射作用,它早已形成和正在形成一个小社会,一个文化圈。
你瞧,少林寺雄踞的五乳峰下,原本是一处清幽僻静之地,随着少林寺名声远播。这里已形成了一条热闹的少林街;九华山祗园寺前,现已形成了一条繁华的九华街;五台山环抱的那块海拔1700米的高寒之地上,居然出现了一座2000人口的台怀镇;位处莲花洋中仅有12.5平方公里一向荒芜的普陀岛,随着观世音菩萨信仰日众,现已是一个交通便利、食宿尽有、游客如云的清丽优美的城镇。
这些街镇,靠寺庙而形成,又赖于寺庙而生存发展。寺庙香火炽盛,街镇便得以繁荣拓展;街镇的繁荣拓展,反过来又使寺庙愈加兴旺,名闻遐迩。这种相依互补关系的持续,使街镇蒙上了一层宗教色彩,亦使寺庙的宗教活动日趋世俗化与现代化,同时双方共同创造了一个独具特色的文化圈。五台山有“清凉世界”之称,普陀山有“海天佛国”之称,青城山有“神仙都会”之称,丰都有“幽冥世界”之称,孔庙所在地曲阜则有“孔乡”、“儒邦”、“圣土”之称……如此称谓,不仅标志其在宗教领域中的鼎盛与独尊,同时也不难体味出其社会影响及博大的文化精神。
其实,只要我们稍加考察与研究便会觉察到凡是那些古老的寺庙或庙群,都已形成了自已的文化圈。如佛山祖庙、合肥包公祠、汩罗江畔屈子祠、北京白云观、泰山岱庙及碧霞祠、五当山庙群、华山庙群、杭州灵隐寺、西宁塔尔寺以及拉萨布达拉宫等,由于其千百年来的辐射作用,无不创造出一道道璀粲的文化风景。
中国的寺庙,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民间信仰的祠庙,二是道教宫观,三是佛教寺院(姑且不提基督与伊斯兰教堂)。这三类庙宇,均有各成系列的偶像崇拜。
但有些偶像很难分类,如关帝庙中的关帝(即关羽)和南海大士观世音,民间信仰有之,佛道两教信仰亦有之。
关帝庙中那位红脸汉关公老爷,最为中国老百姓所熟悉,是心目中的奇男子、伟丈夫,是传统道德的楷模,大家争着供奉,自然可以理解;这位观音大士,据说有36种法相,33种化身,况且千手千眼,呼之即到,救苦救难,不辞辛劳,颇能体察民情。百姓亲近之,尊崇之,供奉之,亦理所当然。所以在近年来新建的庙宇中,供奉关帝与观世音的极多。在诸多的神祗中,关帝与观世音的香火也最为炽盛。只要能有求必应,救人于水火,何必管他是哪路尊神呢?
70年代主要是古庙修复与旧址重建,80年代开始构建新庙。所谓新庙,即原本无庙,根据某种需要,突发奇想,仿古新造。
近些年各地新建筑的庙宇,其实毫无新意可言。在殿堂布局、建筑技艺与风格样式上,基本是仿古的,工艺水平一般比较粗糙,多注重外表的装潢与粉饰,而忽略其实质与内蕴。所供奉的偶像以及造像技艺,几乎完全因袭。建庙地址,也基本遵循传统习俗,多建在一些风光秀丽之处。在这些新建的寺庙中既无珍秘宝典和有价值的文物,也无摇魂动魄或脍炙人口的神话与传说;既无得道高僧,也很少有修为深厚的道长。寺庙的主人,多是一些从传统庙宇中分派出来的平庸僧道,或是从宗教院校刚毕业的学生,以及近些年来在信仰危机中无所寄托刚刚遁入空门的居士、善人。有的白天在寺庙里充僧道,日落便骑上自行车,带着香客敬奉的瓜果礼品,回家与妻儿团聚。
然而,中国的芸芸众生们似乎并不在乎这些,见庙烧香,见偶像膜拜,早已习以为常。只要能消除烦恼或心灵中有所寄托,那就足够了。一般中国老百姓的宗教观,实际上是一种泛神观。狐精、蛇妖、树怪之类尚能顶礼有加,何况庙堂中那些道貌岸然的偶像呢。老百姓只有老百姓的哲学:急来抱佛脚,无事置一旁,平素也不必恪守什么清规戒律,其实倒是满自在的。
至于在现代青年中,一般说宗教观比较淡薄,笃信者只是极少数。许多青年男女走进庙堂,嘻嘻哈哈,逢场作戏而已。有的漫不经心地往“随缘助乐”箱里丢进几块钱,有的煞有介事地买上一封香,磕几个头,或祝愿婚恋成功,或祈求入党提干……当退出庙堂时便得意地大笑起来,因为利用烧香敬神这种形式,玩得特别开心。
这便是新庙策划者们的全部旨趣么?当然不是。
那些新庙的策划者们并非是一批糊涂人,他们的眼光其实只盯着两件事:一是发展旅游;二是促进集市贸易。他们那些具有宗教意味的举措,说到底不过是一种诱铒罢了。
旅游,古来有之。但过去,它只属于有闲阶层;而今,已成了千千万万普通人工作之余的文化生活之一。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业可谓方兴未艾。旅游的意义在于:使人们暂时脱离繁重的工作负担和纷扰的俗事,置身于另一个美丽而轻松的世界,从而达到精神与情感的调解,同时亦受到一次自然或文化的熏陶。
寺庙,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其信仰功能在日渐减退。然而它在调解人们精神与情感方面,其功能却在强化。因而,寺庙与旅游,常常相得益彰地联系在一起。
寺庙对于游人,甚至可以说具有一种特异功能。当你走在高楼广厦鳞次栉比的繁街闹市,忽然见到一座浓荫碧盖的庙宇,你的心立刻被引入清静与闲适;当你置身于峰峦叠嶂之下或寂寥苍凉的大漠之中,偶见一座绿瓦红墙的寺庙,你立刻会想到人生价值,同时被拉回到一个活脱脱的人文世界;当你步入古老蛮荒的大森林中,突然出现一座寺庙,你会更加感到神秘与幽玄;当你行进在江畔海滨,一颗心被激励得汹涌澎湃的时候,陡然出现一座寺庙,你会顿时陷入沉静与冥思……寺庙,就象一块放射性物质,不断地向四周辐射着,辐射着……创造了一个个宗教境界,一个个特异的文化圈,使你在荡漾着宗教氛围的世界里,达到心灵平衡,得到精神愉悦。
旅游业的繁荣,必然会带来集市贸易的兴旺发达。
灵隐寺前的售货摊床,可达一华里之长;
洛阳白马寺前的小贩叫卖声不绝于耳;
吉林北山每次庙会,贸易额都相当可观;
太原晋祠,简直就是一个商贸中心。
寺庙为现代社会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是毋庸置疑的。新建庙宇在此方面虽较传统庙宇逊色,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经济功能自会与日俱增。有不少县镇,虽在建桥铺路维修校舍方面拿不出资金来,但修庙建庙却很有办法,其原因正是看中了庙宇的经济效益。
寺庙建筑,不仅属于宗教文化,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
(段昆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