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仁爱”思想与中国社会的和谐
文/郭忠芬
一、 儒家的“仁爱”思想
在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中，似乎很少讲“爱”。而“仁学”作为一个伦理思想体系，为先秦儒家伦理思想奠定了基础，后经孟子、荀子的发展及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的改造，成为了中国儒家传统思想的主要构成。因而，要了解儒家的仁爱思想，必先了解孔子提出的“仁”的观念。
1、儒家“仁”的基本内容
“仁”最初含义是一种根基于宗法血缘关系的亲子之爱。在《国语．晋语》中说：“爱亲之谓仁”。孔子自己也说：“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孟子也说：“亲亲，仁也”。[1]这就是说：血缘的亲子之爱乃是“仁”的最深沉的心理基础；明确了“仁”首先是一种存在于亲族之间的社会关系。即对有相同或相近血缘的亲族之人表现的友好和尊敬的一种感情的自然流露。在这里，决定仁的是社会的和生理的天然条件，而非超自然的神灵或其他。
2、儒家的“仁爱”思想
在第一点的基础上，孔子扩大了“仁”的道德要求，提升了“仁”的伦理层次。虽然孔子仍把亲族血缘关系的“孝”看为仁的基本核心和德行。不过，他随即把仁在“仁者爱人”一种更普遍更广泛的意义上加以理解，而不是限定为单纯的亲亲关系,“樊迟问仁，子曰：‘爱人’。”[2]其所爱的对象，显然越出了“爱亲”的范围，而获得了“泛爱”的性质。也就是说，仁由“爱亲”而推至“爱人”，推而广之就是“泛爱众”[3]就是普遍的（博）爱众人。孔子以“爱人”释“仁”，“仁”作为普遍的伦理原则，体现为一种含有多层次的“爱”的道德要求。即从最基本的爱自己的亲人出发，逐层扩展，爱朋友、爱邻居、爱百姓、爱整个社会。同时，孔子又提出“忠恕”作为实行爱人的原则的根本途径，即所谓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4]“己所不欲，勿施于人”。[5]“忠恕”之道反映了“己”与“人”的“主体—主体”结构，它有利于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沟通和相互信任的关系。这样，“爱人”与“忠恕”的统一，构成了儒家“仁爱”原则的基本内容。
在《论语．八佾》中，孔子指出：“人而不仁，如礼何？”孔子认为人如果具备了“仁”的品德，就能自觉的遵守礼制了。在他看来，礼是外在的道德规范，行为模式。必须将其转化为人心的内在要求，提升为人们社会生活的自觉意识，从而使行为规范（礼）与“爱人”心理（仁）溶为一体，因而，“仁者爱人”在孔子心目中就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的品行修养，更多的是参与整个社会的工作。所以当儒家强调“修身”的同时更要实现其目的“齐家、治国、平天下。”
二、 儒家“仁爱”思想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和谐
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一提到传统社会，人们不由自主地就跟儒家文化联系在了一起，可见，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儒家文化的作用和影响是根深蒂固的。
儒家文化思想的核心是“仁”，虽然在孔子之前已有“仁”字出现，但是直到孔子，才把“仁”作为思想的核心，并将其提升到无比崇高的地位，从此，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发挥着非常重大的作用。
1、有差等的爱
“仁”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人际关系学说中的首要内容。“仁”强调人们在相互交往中要体现出“仁爱”之心，并将其视作做人最基本的准则。“樊迟问仁，子曰：‘爱人’。”[6]孔子所宣扬的“仁”具有泛爱的特点，是春秋时代对人的价值的发现与肯定。比如一次马厩失火，孔子退朝回来，问：“‘伤人乎！’不问马。”[7]“伤人乎”的人是指养马者，春秋时代养马者的社会地位很低，相当于奴隶或半奴隶的身份，这说明孔子的“仁爱”思想也是适用于劳动人民的。“爱”包含着尊重，“出门如见大宾”，[8]要求尊重每个人的人格。孔子认为人格尊严不独属于大宾之类的贵族，也属于每一个人。人，正是在与别人相亲相爱的关系中才真正确立起自己作为人的价值。
孔子的“仁”虽具有泛爱的特点，但与墨家的兼爱又有区别，不是不分亲疏远近、一律平等的爱，而是有差等的爱，要遵循亲亲、尊尊的原则。亲亲、尊尊是西周宗法社会的原则，礼的本质要求。人的行为不仅要遵守“仁”，也要符合“礼”。儒家以“礼”整和人际关系，其目标是“和”。“和”是儒家“礼”的最高宗旨，所谓“礼之用，和为贵”。[9]但儒家“礼”的宗法等级性也是非常明显的。如“天尊地卑，君臣定矣”，[10]“亲亲、尊尊、长长、男女之别，大道之大者也”，[11]而人道即“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12]“见父之执，不谓之进不敢进，不谓之退不敢退，不问不敢对，此孝子之行也。”[13]这样一来，儒家用“温情”、“亲情”掩盖了人际间的不平等关系。这种人际关系的规范最终由道德教条被提升为社会法则，凝固成人们的行为模式和内在要求，形成了儒家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也为儒家等级观念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正是由于这种亲亲、尊尊的有差等的爱，才建立了一种有序的社会，保障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2、 以孝为本
要想建立和谐的社会，只靠建立严苛的等级制度是不行的。只有建立了和谐的家庭，才能建立和谐的社会。孔子非常重视维护家庭的和谐与稳定，在处理家庭成员关系的各种规范中，孔子尤其强调孝道的重要性。他认为子女对父母不仅要尽赡养的义务，更需要“敬”，不但要养身体，更要养心，并把后者看得比前者还重要。和谐的家庭是和谐的社会之本。孔子的弟子有子深刻地揭示了孝道对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他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14]他指出，孝是各种道德的逻辑起点，是最基本的“仁爱”。孝道保障了中国传统封建社会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家庭的和谐，从而维护了整个封建社会的和谐。
3、 达到“仁爱”的途径
孔子从消极和积极两个方面提出了达到“仁爱”的途径。消极的方式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5]意思是自己不想干的事情或受到的伤害，不要强加于别人。这一原则是美与丑、善与恶的分水岭，是达到“仁爱”的最起码的要求。积极的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16]意思是自己想要立起来，也要帮助他人立起来，自己想要达到的目标，也要帮助他人达到。比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来它属于更高的层次，是“仁爱”精神的更高要求。孔子强调人应从自身的境遇出发，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这一思想造就了中国历代人民宽厚博大、悲悯天下的广阔情怀。
三、 儒家“仁爱”思想与当代社会的和谐
儒家文化中的“仁爱”思想有力地保障了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当代中国，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越来越受到重视，要保障社会的和谐，儒家“仁爱”精神的作用是绝对不能轻视的。从中国传统社会来看。它之所以能够和谐地发展了几千年，与其对人际关系的成功处理是分不开的。儒家“仁爱”思想，强调的就是人与人之间要有爱心、同情心，要和谐、友爱相处。当代中国人际关系呈现越来越淡漠的状态，社会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家庭也出现了诸多不和谐：有一个调查报告，调查对象是美国13所高中的1005名学生，日本15所高中的1303名学生和中国内地22所高中的12201名学生。在回答“最受你尊敬的人物是谁”这个问题时，美国学生把父亲排在了第一，母亲排在第三；日本学生排第一的也是父亲，第二是母亲，而中国学生却没有一个人将父母列入受自己尊敬的人物的前10名。[17]这里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确实有些父母不值得尊敬；另一是众多中国学生对自己的父母没有一点“爱心”，没有一点“敬”意。这两方面的问题都应让我们深思。看来，我们是应该加强对人民进行“仁爱”教育了，只有建立和谐的家庭，才能建立和谐的社会。
1、 和谐家庭的建立
传统“孝德”所讲的赡养父母是最起码的要求，是最基本的“仁爱”之心。“孝德”中最具人文精神的是“敬”。敬是一种感情态度，孝敬之敬是子女对父母爱戴尊敬的感情，是让父母衣食无忧且心喜意悦地快乐生活。儒家的“爱人”要求的是对等的爱，孔子要求每一个人都要履行好自己的社会义务，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就是要求父母慈爱儿女，儿女孝敬父母；兄长友爱弟妹，弟妹恭敬兄长，而非单方面的情感和义务要求。通常情况下，每个人都是在父母的精心呵护下长大的，一个感到幸福的人，应该说还得到了许多其他人的爱与帮助，在他懂事成人后，在他有能力助人时，他又担负起对父母对他人的照顾与爱护。人们正是在人群社会中享受了这份帮助与爱意，才能顺利地战胜种种生存困难，才能顺利地克服种种精神迷茫，才能完成健康明朗的人格修养，也才能从生活中找到生命的快乐与意义。而这一层被现代社会冲淡的“孝德”要求正是人类精神生活和充实生命所必需的，“孝德”中的敬爱之情永远是人类精神慰籍的良药。如能将“孝德”中的敬爱之意发扬光大，把对父母的“敬”与“爱”扩大到爱社会上的其他人，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18]社会人际关系将会变的更加和谐稳定。
2、 和谐社会的建立
进入21世纪，政府行为法制化，公民行为规范化，是社会文明、社会发展的基本保证。中国要发展，要实现现代化，就要保障社会的安定与和谐。中国现在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物质财富和文化财富并不充足，国民素质相对还比较低，社会上一些基本的公德规范，如诚实守信、公正守法、遵守公共秩序、讲究公共卫生、爱护公共财物等时常受到漠视。要使社会达到真正和谐的状态，公民的社会公共道德素质是非常重要的。这就要求我们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把“仁爱”精神推广到整个社会。即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做到“爱人”，就应该待人宽厚、富于同情心，要宽大慈爱，要热心助人。
人是具有群体性和社会性的，在日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中，人们一刻也离不开对关系的理解和处理。对个人来讲，处理好了与同事之间、上下级之间、邻里之间、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就意味着营造了美好和谐的社会氛围，就会在工作和生活中心情舒畅、精神振作，处处受到情谊和温暖；小到家庭，大到整个社会，人们生活在一定的集体之中，却在意志、行动和感情上分歧、冲突，无法做到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结果必然是因闹矛盾、搞内杠导致困难重重，集体分崩离析。在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越来越频繁和复杂，人们身处一定的集体当中，面对具有不同个性，来自五湖四海的人，就应该为着共同的目标，努力营造同志之间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的人际关系，通过团结合作达到共同进步，促进个人和集体事业的发展。
今天的中国以飞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在向前发展，但它仍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要建立一个安定、和谐的社会，必须继承传统文化遗产中的精华，和我们的民族特点相联系，和我们民族源远流长的思想情感相结合。传统儒家文化长于解决人际关系问题，它影响并制约着当代中国人的人际关系的发展。有些内容，像文中讲到的“仁爱”精神，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发展可以起到一定的促进和推动作用，而有些内容，比如“三纲”、“五常”以及对“礼”的过分苛刻的要求等，严重压抑了人的个性和自由，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凝固化，不利于现代社会新型人际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因此，对于传统的儒家文化应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全盘接受或全盘抛弃都不利于当代中国“和谐”社会的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