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8位专家都进行了实地考察，并得出结论。他们分别是：从事夏商周研究的社科院考古所所长王巍，从事曹操墓挖掘的河南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潘伟斌，长年从事汉魏洛阳城遗址发掘的钱国祥研究员，汉唐研究室主任、常年担任邺城发掘的朱岩石研究员，专门研究古代铭刻的权威专家赵超研究员，从事汉魏墓葬研究的研究员刘振东，从事科学测年的张雪莲研究员，古代人骨鉴定和人类学研究员张君。
“石牌造假”说不成立
赵超表示，现在指证墓主为曹操的一个重要证据，是写有“魏武王常用”的石牌。这个“魏”字，在“委”和“鬼”中间加了一个“山”字。这是秦汉时期的标准写法，但大概在魏晋以后就改变了，南北朝时期的北朝的书写材料里“魏”字就把“山”字移到“鬼”字上面去了。到北魏时期，这个“山”字完全消失了。这可以帮助我们断定，这个应该是东汉到魏晋时期的东西。
有一个石牌写有“木墨行清”四个字。东汉中期到曹魏中期，人们把厕所都叫“行清”。当代人大概没有这么高的文化水平和文献知识，来造出这个词。
在石牌里还发现了“樗蒲”两个字，“樗蒲”是一种古代赌博的游戏，出现在东汉初期，在曹魏、南北朝时期是非常流行的，这样的信息也可以提供准确的断代依据。
没有鼎和玉衣，符合历史
刘振东说，不同的朝代墓制不同，礼制也不同。
在夏商周时期，就出现了墓道。到了西周时期，出现了多重棺椁，也出现了用鼎制度。东周战国时期，地上形成了一套陵园设施，用鼎制遭到破坏。到了两汉时期，形成了一套新的丧葬等级制度。一般叫做汉制。
从目前挖掘的东汉墓来看，西高穴大墓继承了东汉多室砖墓的特征。但又和东汉王陵存在明显的区别，它没有回廊。所以，这个墓从时代上看处于汉制向晋制演变的时期，时代定在东汉末，是没有问题的。
至于玉衣，在两汉很流行，但是曹魏时期，就消失了。因为两汉时推崇儒家，讲究孝道，再加上经济发达，厚葬流行。但经过东汉末年的战乱，三国时期的国力没有两汉时期强盛了。于是，曹操开始提倡薄葬，这造成了魏晋以后薄葬的兴起。
DNA确认身份没操作性
张君说，人去世后，DNA分子会很快降解，这和活体不一样。也就是说，死后遗传物质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减少。
做骨DNA分析对人骨材料有要求。比如它最好是保持出土时的状态，并立刻由专人提取，不能用水清洗。人骨DNA很容易受到现代人的污染或者其他人的污染。
考古学家对西高穴大墓男性个体进行了评估。第一，人骨材料保存太差了，量很少，而且是从泥里面捞出来的，水洗过。第二，多次盗墓，已经不能排除古代和现代人的DNA污染。第三，寻其后代已难以确保可靠性。第四，技术上，目前国内对古代DNA分析还存在相当大的困难。总体而言，用DNA确认曹操身份没操作性。
碳14测年法缺乏材料
张雪莲说，上世纪50年代建立的碳14测年方法，迄今为止是考古学、地质学中应用最为普遍的测年断代方法，其测年误差相对比较小。以前我们也曾将碳14测年用于墓葬的断代，一个是在夏商周断代工程期间，测定山西天马曲村晋侯墓的年代，一个是对北京房山琉璃河西周燕国遗址的测定。两个墓的误差，与文献记载相比不超过20年。
碳14测年法也不是万能的，使用它要满足几个条件。它对于样品的选取要求很严，不能受到污染，而且树轮年代的校正曲线需要比较陡直。具体到曹操墓，校正曲线坡度比较缓，误差会相对较大。墓葬里残余的家具、木屑、衣服都可以用来测年。如果能找到一点儿木屑，哪怕是非常小的量也可以。但是目前那些都腐烂了。
并非盖棺定论，还需验证
王巍表示，任何考古发掘，完全认定是有相当困难的。除非这个墓葬，第一，没有被盗；第二，出土的文字把死者身份讲得非常清楚。这个墓葬由于被盗掘了，想要盖棺定论是非常有困难的。但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根据发掘，提出一个阶段性的认识是可以的。即使把它认定为曹操高陵，实际上也不是最终的结论，也还要随时准备接受新的考古资料的验证。
墓葬认定是一个综合的系统工程。根据现在的情况，一号墓的规模大小远远小于二号墓，所以不大可能另外一个墓室是曹操。随着对一号墓的发掘，对周围遗迹的调查，考古工作者还要对它进行不断的补充。结论性的意见，会在经过充分的工作之后公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