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让中国历史变得更加生动的特殊团体——士
江苏省新沂市第十中学 周彩凤
“你从雪山走来\春潮是你的丰采\你向东海奔去\惊涛是你的气概……”古老的长江从高耸入云的雪山中奔涌而出，跳珠喷雪，一路高歌，奔向一望无际的大海。中国历史就如这条奔腾不息的长江，从亘古走来，越过一处处险滩，又向未来流去。江面上浪花朵朵，漩涡迭迭。古今千秋事，名人次第出。这其中就有一个特殊的团体——士，他们就像一朵朵浪花，让延绵不绝、高峰迭起的中国历史变得更加生动。
什么是“士”呢？他们在中国历史上扮演怎样的角色呢？
士是中国古代“四民”士、农、工、商中一个很特殊的阶层。“士”在中国起源较早，商周时代，既泛指包括诸侯在内的各级贵族，又专指贵族中的最低等级，在许多时候主要指政府部门的中下级官吏。士可食田，多为武士，为卿大夫家臣，如毛遂、冯谖、侯赢、唐雎、曹刿等，或为自由职业者，如荆轲、要离、专诸等。西周宗法制发生动摇后，士阶层发生巨大变化，逐渐成为知识分子阶层的通称。他们大都受过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教育，其来源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旧贵族及其子弟在社会变革中门庭衰败，他们中有的人发奋攻读、积极投入到新的社会变革中，如商鞅和韩非等；也有的消极厌世，独处不仕，与现实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庄周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另一方面来源于庶民阶层或地位更低的众、皂及隶中的人，他们通过“积文学、正身行”（《荀子、王制》）而上升为士，如淳于髡就是由赘婿而为稷下名士等。
秦汉以后，士通过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制度等选官制度或其它手段变成士大夫，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庞大官僚的零部件，变成统治阶级。另一些求仕无望的知识分子，沦落在社会最底层，或教书，或退隐山林，基本上影响不了中国的政治、军事和文化。鉴于此，本文论及的“士”主要是先秦的士。
“士”为什么在春秋战国时期十分活跃呢？
士中大部分专门从事政治及文化活动，一般都具有相当的知识或某一方面的专长，思想非常敏锐，而且善于思索，敢作敢为。春秋战国尤其是战国时期，各大诸候国全都面临着内政和外交的一系列新问题，在空前复杂的斗争中，如何保存自己、发展自己，削弱以至消灭敌国，是各国所关心的共同问题。一些励精图治、雄心勃勃的国君或卿大夫逐渐认识到人才和谋略的重要性，争相招揽贤士，组织决策的智囊团。有才能的士为了谋求官职，也为兜售自己的政治主张，游说于各国，他们朝秦暮楚，合则留，不合则去，给自己留有较大回旋余地。这样，游说和招贤相结合，从而形成了我国历史上的一大特色，使我国的历史变得更加生动，演出了一幕又一幕惊心动魄的外交政治斗争的历史剧。
还有，士的产生与崛起对中国历史发生了重大影响，同时也为春秋战国动荡的年代注入了活力，使原来僵化的历史变得生动起来。而空前社会大变革，也使士从宗法枷锁中解脱出来，从而赢得了相对的人格独立，并且使知识在王宫中制作的状况，逐步转变为有知识阶层中某些个人的独立创作，从而使诸子百家之说应运而生，形成了士新的品格。这些品格包括：博大胸怀和以天下为己任的开放心态；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的社会责任感以及严格的道德自律。时代呼唤人才，人才推动社会。春秋时中国人才辈出，思想家如老子、孔子、墨子、商鞅；史学家如左丘明；诗人如屈原、宋玉；论辩家如公孙龙，惠施；医学家如扁鹊；水利专家如李冰父子、郑国；天文学家如甘德、石申等。可谓群星争天，蔚为壮观。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造就了巨人的时代。在世界古代史上，就学术人才出现的密集度和水平之高而论，大约只有古希腊的群贤可与之媲美。就其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影响，无论怎样高估计都不为过。
1、以实现“道”为己任
“道”是士的价值观念的核心，儒家的经典著作《论语》中多处论及。比如，“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君子谋道不谋食”（《论语·泰伯》）。这些论述都强调了士的价值取向必须以“道”为最后依据。中国的知识分子刚刚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时候起，孔子便努力给它贯注一种理想主义精神，要求每一个士都超越个人的利害得失，并发展成对整个社会的深切关怀。这一理想主义到了孟子那里便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他说：“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
这一价值观念在后代一些知识分子身上得到了体现。《信陵君窃符救赵》里的侯嬴，在遇见信陵君之前，“年七士，家贫”，因“天下无道”而做了“隐者”。由于信陵君的礼贤下士，侯嬴才为信陵君出谋划策，最后以身殉道。也许有人会说，这里看不出侯嬴有以实现“道”为己任的崇高理想，殊不知，春秋战国时期的士要想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就必须依附权力。因为士作为一个阶层，缺乏独立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只有通过权力来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在侯嬴眼中，反抗秦的暴政及侵略，救危济困正是“道”的重担，他通过给信陵君献计献策，实现自己的“道”。《荆轲刺秦王》里的荆轲，在秦军压境的危急时刻，义无反顾地赴秦刺杀秦王，最后失败被杀，正体现了士“以身殉道”的人格理想。
2、有“士为知己者死”的执着精神
前面说过，士往往把实现自己的理想寄托在某一诸侯和明君身上，但这些掌权者如果要成为士的知己则应是一个礼贤下士、宽容大度之人。虽然孟尝君曾经冷淡过冯谖，但面对冯谖一次比一次“过分”的要求，他均能以一种大家之宽容大度风范来满足冯谖。当三年来默默无闻似乎“无所有能”的毛遂要与平原君共赴国难，到楚国结盟以解危局时，尽管平原君对毛遂的才能心存疑虑，但他终究给了毛遂一个“锥处囊中”的机会，这些是需要一定的胆识和勇气的。因而无论什么样的士，为知己者死成为他们共同的价值观和人生准则。侯嬴因年老不能跟随信陵君而最后“北向自刭”；荆轲明知“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仍然慷慨赴死；晋之豫让为报赵襄子灭智伯之仇，忍辱潜行，最后拔剑三击赵襄子衣而自杀；而聂政也为报严仲子知遇之恩而与韩相侠累同归于尽；朱亥则在信陵君要他随行救赵时说：“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
3、足智多谋，胆识超群
春秋战国时期，各大国明争暗斗，战乱纷纷。但斗争历来就不仅是物质力量、军事实力的较量，同时也是智力和谋略的较量。当然，物质实力本来就是取胜的基础，但如果没有合适正确的谋略，没有非凡智力的谋划，优势往往会转化为劣势，强国也往往会成为弱国，反之亦然。战国历史无数次地证明了这一真理。而游说之士要赢得君主的赏识，首先必须对各国间冲突有明确的认识，有自己的一整套治国安邦的措施，用自己的谋略在国君面前展示出一幅美好的前景。既不能好高骛远，使人望而生畏，也不可高深莫测，使人感到迂阔而不合时宜，否则都很难成功。
士皆才华出众，且部分士还武艺高强，具有一种义无反顾慷慨赴死的情怀和“难酬蹈海亦英雄”的悲壮。当信陵君为救赵而一筹莫展之时，侯嬴深思熟虑，三言两语就解开了谜团，最后取得救赵的胜利。冯谖则在孟尝君“居安”时“思危”，为孟尝君“市义”，收买人心，并为孟尝君凿就“三窟”。毛遂，平时默默无闻，甘居“平庸”，正是为了在关键时刻大显身手，干大事，立大功。他随平原君使楚，对楚王先晓之以勇，再晓之以理，然后晓之以利，干脆利落，使原本陷入僵局的外交谈判 “柳暗花明又一村”从而说服了楚王，也使平原君发出“不敢复相士”的感慨。毛遂自荐所表现的胆识与勇气一直为后人所津津乐道。聂政在侠累周围“持兵戟而卫侍者甚众”的情况下，杖剑“直入，上阶刺杀侠累”，再现了士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而荆轲，则是集谋略、武力于一身，以短短数语使樊於期乐于自刎，为赴秦作了“物质”准备；一曲“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荆轲慷慨赴死的情怀和节操；在秦国宫廷上，面对秦王及诸大巨，谈笑自若，从容镇定，最后“被创”，仍“箕踞以骂”。可以说，荆轲在士的群像里是最富有英雄色彩的一个。而唐雎面对秦王的盛气凌人和骄横不可一世，不卑不亢，沉着应战，最后有理有利有勇有谋的击败了秦王，取得外交上的胜利。
士是春秋战国社会大动荡的产物，而士的活跃则影响了春秋战国的历史。站在当今时代的高度去审视那些“游士”，自然可以看出其历史的局限性。我们应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去认识中国古代的士，应该说，士的形象是中国知识分子光彩照人的形象，是我国文化艺术长廊中最亮丽的风景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