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读完马克思所著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莱比锡总回报的查封》和《摩赛尔记者的辩护》四篇文章后，结合马克思的生平、其所生活的年代和环境以及当时社会思潮的种种情况，我对马克思及当时的思想有了进一步了解和感悟，也为以后的学习奠定了基础。

《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马克思于1842年2月发表的第一篇政论文，是针对国王菲特烈·威廉四世于1841年12月24日颁布的新的书报检查令的批评文章。这是一篇声讨和批判普鲁士政府的禁锢的文化政策和反动的文化专制主义的战斗檄文。

19世纪40年代初，德国处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争取自由和民主的运动空前高涨。普鲁士政府为了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于1841年12月24日颁布了新的书报检查令，表面上声称不对作家的写作活动加以限制，实际上不仅保留、而且强化了旧的书报检查制度，以富有迷惑性的伪善的自由主义的姿态和面孔，继续推行禁锢的文化政策和反动的文化专制主义。马克思揭露了普鲁士的文化管理政策的欺骗性和反动本质，一针见血地指出普鲁士推行的书报检查制度是维护普鲁士反动政府的愚民政策和文化思想统治的行政手段；书报检查是“官方的批评”，目的在于维护“官方”的“真理”，使普鲁士的政权和教权所崇尚的抽象真理高于一切、主宰一切。为了反对普鲁士的文化专制主义，马克思阐明了精神活动的特殊规律，从主体和客体两方面及其结合上论证了作家的创作个性、创作风格、创作的自由和多样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书报检查令》的第二条特别强调：“书报检查不得阻碍人们对真理作严肃和谦逊的探讨,不得使作者受到无理的约束，不得妨碍书籍在书市上自由流通。”①这样的语句曾让当时的德国知识分子热情澎湃，他们觉得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时刻到来了，也就是说知识分子的春天来到了。于是，他们盛赞新国王非同寻常的英明与大度.但马克思却以其特有的清醒与理智，尖锐而犀利地揭露了最高统治者的伪善与险恶用心，指出新的书报检查令不过是旧的书报检查令的延续，并且在这种虚伪的开明中隐藏着即将实施的更加严厉的新闻管制措施。

马克思赞赏法国作家布封的话；“风格即是人”。由于作家的创作风格、精神面貌和精神个性的独特性，必然表现出创作和作品的差别性。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即便是“同一个对象在不同的个人身上会获得不同的反映，并使自己的各个不同方面变成同样多不同的精神性质。”因此，作家“有权利表露自己的精神面貌”，强行给作家指定一种风格和一种表现形式，只能使写作者“强颜欢笑”而已。

马克思主张主体的个性的独特性应当尊重对象的属性的独特性，力图“用事物本身的语言来说话” ，“按照事物本质的要求去对待各种事物”，“表达这种事物的本质特征”，“使事物本身突出”。马克思认为，对象本身的性质规定、影响着探讨真理的方法和途径，探讨的结果和方法、途径都应当是合乎真理的。只有这样，才能扩展真理。如果作家的创作风格、创作个性和追求真理的方法和途径违背对象自身的特点，那么既“损害了主体的权利，也损害了客体的权利”。

下面就四篇论文中比较有感悟的几段话做详细分析：

“虽然有一整套精神上的关卡，德国精神仍然成就了一番大事业。如果认为这种成就的取得正是由于关卡和限制，那么这种看法是地道的王公老爷的偏见。德国的精神发展并不是由于书报检查制度，而是由于违背了这种制度。”

关于这段文字的理解，我想用德国另一著名人物——卡夫卡，来阐明我对德国自由精神及马克思思想的理解。

弗兰茨·卡夫卡（1883——1924），他出生在19世纪80年代，这是个“世纪末”阴云笼罩的年代：德法战争的炮声刚停，社会主义运动风起云涌，资本主义世界危机重重。

我认为每个时代都产生过不同于别的时代的人文思潮和审美风尚及其代表人物，他们的存在既是时代的见证，又是这个时代精神特征的标志。卡夫卡就是这样一个有资格代表时代的人。卡夫卡的性格逻辑是：内心极为执拗，外表却十分谦和。

德国文学界的世纪老人、著名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史家汉斯·马耶尔认为，卡夫卡“改变了德意志语言”。这里所说的“改变了德意志语言”的意思不是卡夫卡“违背了”德意志语言，而是一种语言被改变了。所谓语言被改变，指的是一种话语方式的改变，以及思维惯性，在文学领域里还包括审美惯性的改变。

提及卡夫卡对德意志语言及思维惯性的改变，我认为这个马克思早期所主张的新闻出版自由有密切关系。马克思批判普鲁士政府的禁锢文化政策，这种思想的广泛传播以及效果，在这个文学巨匠身上得以充分体现。

卡夫卡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他的时代意识。他适时的感知到时代的思想脉搏，较早地探悉到属于20世纪的或未来的信息。在卡夫卡成长的年代，西方以“理性”为主旨的价值秩序已经受到怀疑和动摇，马克思宣告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实行“彻底决裂”与尼采宣告“价值重估”可谓殊途同归，代表了西方不同思想派别的知识界对传统价值观的唾弃；马克思创立共产主义学说表明要以自己的价值观来取代它。在20世纪，特别是头30年，他的学说在西方第一流知识精英中找到了大批信徒。

“作家所描写的对象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是千差万别、千变万化的。每一滴露水都会在太阳的照耀下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不能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马克思反对政府的禁锢文化政策，提倡自由及多样化发展，这一思想给卡夫卡以后的文学成就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

因此，从卡夫卡的成就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自由思想的重要作用及影响。

“作者绝不把自己的作品看做手段。作品就是目的本身；无论对作者本人还是对其他人来说，作品都绝不是手段，所以，在必要时作者可以为了作品的生存而牺牲他自己的生存。”

读到这段话说时，我心中颇有感触。这来源于最近拜读阿瑟·黑利的作品《晚间新闻》。

这部小说主要讲了拉丁美洲某恐怖组织绑架了美国一家大电视台CBA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克劳福德的亲属，并以在全国瞩目的CBA晚间新闻节目时间播放该组织的宣传内容为释放人质的条件。CBA负责人及控制CBA的某财团为了达成一项不可告人的跨国贸易，千方百计地阻挠对人质的抢救行动。克劳福德的昔日情敌和事业上的对手——名记者哈里不计前嫌，与CBA一批坚持正义的同事一起不顾上司的阻挠，顺着蛛丝马迹追踪至南美丛林，深入虎穴，终于救出人质，而哈里也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小说围绕这起骇人听闻的跨国绑架事件，描绘了美国电视界的真相以及拉美恐怖组织的内幕，通过金钱与道德，功利与正义的激烈碰撞的精采描绘，展示了一幅当今西方社会的最新画卷。

书中的主人公哈里是一名卓越的新闻工作者，他追求事实的真相，但更向往对新闻的深度报道。书中在描写他认真工作时曾这样写道：“有些时候，一名职业新闻人员由于专心致志于收集新闻，而忘记了那些构成新闻的人。”

读至此处，我蓦然想到马克思的论文中所阐述的这段话：“作者绝不把自己的作品看做手段。作品就是目的本身；无论对作者本人还是对其他人来说，作品都绝不是手段，所以，在必要时作者可以为了作品的生存而牺牲他自己的生存。”

联系起来，我有了更深的体会。对于一个新闻人来说，作品是承载作者思想的唯一载体，在一定程度上，好的新闻素材、新闻报道，甚至是新闻人毕生追求的。但是，作品不应成为新闻人或其他人达到某一目的的手段，不应该使新闻报道变成新闻宣传，这不仅仅违背了一个新闻准则，于作品而言，也失去了其最本质的意义。

《晚间新闻》的结局让我痛心，但却表现了新闻人为了追求新闻事实而不惜一切的崇高信念。一名优秀的新闻人为了求助他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的同事强忍悲痛，又开始投身新闻报道的人物当中。全书结尾借书中人物之口提出了一个响亮但极为真实的口号——“新闻永远是当务之急”。诚然，正如马克思所说，在必要的时刻，作者可以为了作品的生存而牺牲他自己的生存，我想，这就是一个真正的新闻人的崇高。

现实生活中，这样的新闻人屡见不鲜。奔赴汶川地震第一线的记者，为报道新闻勇攀珠峰的张泉灵……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优秀的新闻人。

结合实际以及其他优秀人物、优秀作品，我对马克思的思想有了深刻体会，更加坚定了做优秀新闻人的信心。我坚信，只要我们探悉新闻事实，崇尚新闻自由，掌握扎实的新闻报道功底，并拥有追求公平、公正的勇气，就一定能成为一个合格的新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