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加兄弟
——怀建邦
文/王克迅
2005年初夏，我回到阔别余年的故乡诸城，第一愿望就是去吊唁看望我的老战友——“同志加兄弟”苗建邦同志。建邦离开我们已三十年了，天人相隔，生死茫茫，但无时不在思念中。在市殡仪馆，我抚摩着他的骨灰盒，瞻望着他的遗容，老泪纵横，不能自已，往事件件，涌上心头。
我与建邦是1947年相识的。这年春天，我从诸城城东区副区长岗位上调到县委宣传部工作，建邦也从昌城区调到县委工作组。当时我们只有二十岁上下（记得肩膀逼我小两三岁），县委机关还有几位与我们年纪相仿的同志，被称为“县委的一帮小孩”。在这帮小孩中，我俩的交往最多，关系最好。
1947年工作任务非常繁重，土改复查，支前，动员参军，镇反和组织农业生产等等，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我整天忙于编辑《诸城通讯》，建邦一直在基层搞点，见面的机会不多，但每逢他到县上开会或汇报工作时，我们总是找机会叙谈。我清楚地记得，我们多次在县委驻地路家道口村北的小苹果园里漫步交谈的情景。两个年轻人，一起谈工作，谈学习，也谈生活，更多的是谈理想，谈未来。当谈到各自的身世时，他说，他是贫民的儿子，几代受地主老财的剥削压迫，党领导革命，实行土地改革，才得到翻身解放。我则介绍，我是革命烈士的儿子，父亲1936年参加革命，在党领导下坚持抗战八年，积劳成疾，以身殉国。那时我们都是入党不久的新党员，能在县委机关工作，对党的培养和关怀无限感激。我们互相鼓励，互表决心，一定不辜负党的信任，忠于党，忠于人民，继承先烈遗志，坚持革命，革命到底，经得起各种考验，尤其是要经得起战争的考验。
1947年秋，国民党反动派以其二十个旅的兵力（另有数万土顽“还乡团”等反动地主武装），组成胶东兵团，发动所谓“九月攻势”，战火直逼诸城。
建国后，建邦长时间在区里担任一把手，当时他才二十岁出头。至今城西区吕标、谭家庄、七吉一带的群众，仍然记得他们年轻的“苗指导员”，身穿一件粗布衫衣，头戴一顶六角苇笠，挎一支二把匣子枪，骑一辆“大国防”，终日奔波于各村的情景。人们称赞他心地善良，态度和蔼，生活简朴，作风扎实，经常坐在贫下中农的炕头上，问寒问暖，同群众谈心，为群众排忧解难。他立场坚定，爱憎分明，斗争坚决。在土地改革中，认真执行党的政策，紧紧依靠贫下中农，同地主恶霸斗争。人们牢记，在反奸诉苦运动中，在谭家庄河滩上开公审大会，他站在桌子上，主持宣布枪毙西吕标恶霸张松山等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人心大快，感谢共产党为民除害，赞扬“苗政指”有水平，有气魄。
1950年秋，我因咯血到时驻胶县的滨北疗养院，不久，建邦也因肺部疾患来院诊治。我俩一起住在一处空闲的小独院里，三间房，一明两暗，我住在东间，他住在西间，朝夕相处近两个月。院方认为，我们有患肺结核的嫌疑，处于半隔离状态。那时，治疗肺结核尚无特效药，人们谈之色变，就像现在怕癌症一样。我俩同病相怜，互相安慰，相互鼓励，积极配合治疗。每天坚持到郊外散步，到城头呼吸新鲜空气，一起学习，读报，海阔天空地聊天，有时也开开玩笑，打打闹闹。建邦为人非常谦虚，有点内向，甚至有些腼腆有时见人还会脸红，特别是见到不熟识的女同志，为此，有的女病友故意地取笑他。他面目姣好，举止文静，我曾开玩笑说：你应该当个女孩子，该不是投错胎了吧？他红红脸，吃吃地笑了。当时物资供应比较紧张，病中所需营养跟不上。记得我母亲派我弟弟从故乡送来两只母鸡和一部分鸡蛋，我们便自己动手，杀鸡、煮蛋，分而食之，共同感受母亲的温馨。年底前，我先出院，回到地委宣传部，不久，他也出院回诸城。后来，我们多次回忆起这段“患难之交”，沉浸在浓浓的友谊中。
“文化大革命”后期，邓小平同志复出，经过整顿，全国的混乱局面有所好转。1974年初冬，我奉调参加了省委派驻昌潍地区工作组，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全面整顿”的26号文件，期间，我多次到诸城，差不多每次都同建邦会面。老友劫后重逢，有多少知心话要说啊！记得有一晚上，在他住处的炕头上（那是他住在后营巷一个小院里），我们有一次长谈，谈当时的形式，谈“文革”中互相的遭遇。当谈到许多老同志仍然没得到“解放”时，为之叹息，鸣不平；当谈到有的老战友被迫害致死时，相互掩面而泣。他作为基层单位的主要领导人，“文革”中受冲击很厉害，身心都受到摧残，但他对党始终未丧失信心，对自己的遭遇处之泰然，一再说：“连国家主席都遭难了，何况我们呢！”
建邦同志曾担任过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他公道，正派，认真执行党的政策，爱护干部，关心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是一位合格称职的党务工作者。记得有一次我出差到诸城，去烈士陵园凭吊，在烈士英名录上，未发现同我一起在城东区工作过，1947年牺牲在敌人刺刀下的辛公修通知的名字。我同建邦谈起此事，他说，按照规定，烈士分别由所在原籍县市管理，老辛是日照县人，可能原籍有他的档案吧？尽管如此，建邦仍不放心，立即派两名干部奔赴日照查询，结果发现因战争年代信息阻滞，辛公修同志的烈士待遇竟被漏掉了。建邦亲自向日照县委组织部提供证明，将公修同志的英名连同他画像，一起安放于烈士纪念堂。
文化大革命后期，诸城市郝戈庄公社贾戈庄村一位抗日战争时期入党，曾任过县农救会不脱产的副会长的老支部书记写信给我，说他在文革中被开除党籍，因派性作怪一直没得到改正。我想有关方面反映情况，但也迟迟得不到解决。后来我写信给建邦，在他直接过问下，问题很快得到解决。2003年这位90高龄的老党员病危弥留之际，仍眼含热泪，念念不忘党的关怀。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正像我国杰出诗人臧克家在著名诗篇《有的人》中的所写的，英年早逝的建邦同志，将永远活在乡亲们的心里。人们不会忘记这位对敌斗争坚定勇敢的青年共产党员；不会忘记这位心里装着群众，密切联系群众，扎扎实实为人民服务的年轻区委书记；不会忘记这位公道正派，具有坚强党性的党务工作者；不会忘记这位对党忠诚，为革命勤勤恳恳，奋斗终生的好党员，好干部！
可以告慰建邦同志的是：他为之付出了全部心血的党和人民的事业，正如日中天，昌盛繁荣，从胜利走向胜利。还可以告慰的是，他的子女们，都能继承父志，在各自岗位上，努力工作，不断前进，事业有成。建邦，你应当含笑九泉了，我的好同志，好兄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