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有时也需要一扇“后门”
今年19岁的孙见坤，痴迷国学已久，经史子集，多有涉猎。他曾参加复旦大学为自主招生举办的“博雅杯”人文知识大奖赛，其在国学方面的深厚修养和独到见解打动了8位评委。2009年通过激烈的全国比赛，孙见坤进入央视大型国学知识竞赛《开心学国学》决赛。作为选手中唯一的中学生，他对于《楚辞》、《论语》等古代典籍的熟悉程度，令许多选手表示“汗颜”。遗憾的是，孙见坤偏科严重，英语、数学成绩一般。今年高考发榜，其总分比陕西省一本录取线低了6分。按照“博雅杯”的章程，复旦大学自主招生对他的要求是“达到一本线”。
虽然复旦大学为破格录取孙见坤“付出了前所未有的努力”，但陕西省招办一直坚持原则，拒绝投档。最终，孙见坤被山西大学法学院录取。
此事一出，舆论的焦点大多指向陕西省招办，指责他们墨守陈规，不能灵活变通。有人还指出，钱钟书报考清华大学时，数学仅得15分，却因国文、英文成绩突出被清华外文系录取。而数学考了零分的吴晗在1931年被清华大学史学系破格录取。正所谓“术业有专攻”，在尖端学术领域有时的确需要偏才。
陕西师大成教学院副教授邢纪彦告诉记者，在一考定终身、唯分是举的教育体制下，不少像孙见坤一样的偏才被埋没。归根结底，还是传统考试制度与灵活选拔机制之间的博弈较量。要真正作到“唯才是举”，在中国还需要与时俱进的改革和完善。
我的一位现在在学术界很有影响的老师当年就差点被大学拒之门外。“文革”结束后，老师由于年龄偏大，就直接报考某校历史系的研究生。老师有家学渊源，平日又素喜读文史方面的书籍，所以专业课没有问题，唯独外语水平几乎是一穷二白。后经人指点，报考时选择了日语，当然老师也是十有八九都不会做，好在日语与汉语终归有一点相似，有一道日译汉，老师一看就猜出是“农业学大寨”，从而避免了外语得零分。“文革”后研究生录取政策还较为宽松，只是规定“见零不取”。老师于是凭蒙对的“农业学大赛”幸运地进入大学学习。后来老师的外语水平还是一直不见起色，但这不妨碍他现在已经成为一名出色的学者。
但有人就没有老师这么幸运。今年西安考生孙见坤，很有国学天赋和功底。但由于考试发挥不好，距离一本线差了7分。复旦大学8名教授爱才心切，联名上书学校要求破格录取并得到学校的同意。但陕西省招办却因分数不够，拒绝将孙见坤的档案投到复旦大学(据8月25日《羊城晚报》)。看起来，小孙同学要跟复旦大学失之交臂了。
现代大学制度在中国已经出现一百多年了，但现在的大学连自己想招的人才都招不进来了。民国时期，有多少偏才、怪才，都能够被大学不拘一格地录取，成长为一代大师，比如钱鍾书，比如闻一多。那时候的大学，招生完全自主，学生也可以自由报名，同时报考多所学校。这样的制度中，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优长，报考合适的大学，大学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录取心仪的学生。双向选择的结果，考生可以扬长避短，进入有利于自己特长发展的学校。而学校，也逐渐地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可谓双赢的结局。
不幸的是，大学的自主权如今小得可怜。我不否认，现行的招生制度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公平性。但教育是培育人的事业，培养人才是教育的最高目标。衡量教育制度是否合理，显然要以此为标准。人才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普通的人才，他们能够胜任社会赋予的职责，但才能并不是十分突出，尤其是创新性不足。另外一类就是天才、偏才、怪才，他们在某一方面有特别杰出的才华，对于所从事工作，不仅能够胜任，而且能够创新，能够推动从业领域的发展。但伴随着优异的天赋，他们身上往往也有缺陷。那么教育制度，就应该既要考虑到大多数，为社会培养合格的人才，同时也要为少数的天才留空间，把他们的天才最大限度地发掘，扬长避短，造福社会。而我们现行的招生制度，连孙见坤这样的人才都不能被录取，显然是有问题的。
近年来，高校自主招生略有松动，应该是一个进步。考虑到我们社会的诚信程度，这方面的改革不宜太快。但对孙见坤这样特别突出的学生，还是应该开一扇“后门”，让他接受更好的教育。
当然陕西省招办顾虑也不无道理：如果这次为孙见坤开了这个口子，“条子生”、“关系户”等腐败问题就会接踵而至。有句话说得好，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遇到这样的特例，只要严格程序(如由多名教授联名举荐)，保证公开(在媒体公开所有招录信息)、控制数量(天才总是极少数)，公平性应该还是能够得到保障的。只要是在阳光下，走前门、走后门都不是太大的问题。(周云)
